当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旨在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与各自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被全球关注，当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院议员等对话的风采被人们热议时，人们在兴奋之余，应该隐约感觉到了某种非同寻常的变化。

我很在意期间《环球时报》在采访美国布鲁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中美关系研究资深学者黄靖先生时他的阐释：“中国代表团不仅跟美国政府官员谈，还跑到国会山和议员们对话，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不能回避争论，“打个比方，你想买一辆车，跑到车行去跟销售人员认真地讨价还价，甚至为价格问题跟他吵得天翻地覆，那说明你是真想买他的车了。吵得越凶，说明你越想买，就有可能达成交易和妥协。”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也是很恰切的比喻。

中美企业界自然会分享到这次对话的成果，但除此之外，我们更惊喜于这次国家推广行为的巨大成功。吴仪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领军人物，个人智慧与魅力发挥恰到好处，她将这次国家推广活动演绎得风生水起，而同时“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活动主旨也被她有力地传递出去。面对美国政坛与舆论界的“亚洲恐慌症”，这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与增长最快的经济实体的对话，对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目标影响深远。

顺着这个思路，可以和我们本期关注的话题关联上。比如围绕着国家关系的“经贸”主导方向，全球社会的“消费”特征趋向，营销的社会责任问题；围绕着“顾客管理”这个新环境下的营销命题，企业首席执行官乃至企业掌门人的职能转换与营销新方法问题由此衍生。

当经贸问题国家化、营销问题社会化，这是企业人、营销人无法回避的时代背景。只有在正确的价值体系下协同发力，营销才能实现根本的突破。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在他的新著《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援引1972年美国社会学家埃文在其著作《意识的首领》中的观点：“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谁是意识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无冕之王——新闻记者们。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而它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记者，而是商人。”

消费社会(全球范围的当代社会主要特质)的需求是企业家造就的。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生活的意义面临重建，而随着政治家正从制定人生观的角色中淡出，有两股力量在填补着这一空白：一股力量是商人，商人们方面在推动消费，另一方面在营造以消费为核心的人生观；另一股力量是理论家——目前还处于残缺状态。

对于正在活跃着的商人的力量，他以社会批判的学者立场认为：商人所宣扬的“顾客利益”其实是一个骗局——因为商人只会选择能帮助自己赚钱的满足顾客需求的方式。“需求并不是已经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企业家的想象中。”这倒和彼得德鲁克的观点契合了“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创造顾客。”

但二者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对立?这也正是企业家被呼唤社会责任，而有责任感的真正的企业家积极晋身社会主流的动因。

这是一种双重的觉醒，这种觉醒撕掉了营销的“面纱”而逼近营销行为的杰质。只有实现了这种转化，关于销售与顾客的本质才经得起追问。譬如，你销售的是产品吗?你真的认为“消费者是上帝”吗?

社会学家说：现在是消费社会，营销学者说：现在是消费者时代。

作为组织，政府职能在转化，企业责任被唤醒。

身怀绝技的营销人呢?只有在智慧与思想的驱动下，才能远走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