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乃娟，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现任《21世纪经济报道》社论委员会高级编辑，主要关注国内制度变迁与国际跌宕起伏。

作者简介

奥巴马似乎遇到了“经济越战”，在经济危机的种种问题中都难以脱身，每次试图脱身就得大撒金钱。最近，通用的破产保护又让美国政府破费了约300亿美元，此前已经注入约200亿美元。

美国政府拯救通用的确有着更为复杂深刻的公共目标(比如，取悦美国国家安全的特定产业——军用车辆部门)，而这些目标并非是贸易、产业的比较优势、企业赢利、纳税人利益的视野所能取代的。通用的耀眼历史无疑是美国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无可比拟的，通用的前总裁威尔逊在1953年曾被任命为美国国防部长，当时他曾郑重地向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保证，美国利益与通用利益永远不会发生冲突。

的确，美国政府对通用的拯救力度显然应了威尔逊的断言，美国利益与通用利益紧密相关。但是，坦率地说，通用的窘境与危机并不是“一日之寒”，很大程度上正是通用的这种多重角色造成了它今日窘境。就像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大型国企一样，通用公司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就业与中产阶层的收入稳定)，并具有某种国家象征的意涵(承载着美国的汽车梦)。

说它是一个大公司或许还不太准确，它更像是一个大的组织或者机构，通用的这种多重责任也让其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帕金森定律的魔咒，在经济风平浪静的时期就存在管理不堪，更何况经济危机来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robertlawrence就认为，底特律三巨头糟糕的管理和高额的劳工成本是其主要弱势。

通用在美国的特殊角色与地位也令其傲慢不已，它对市场信号的感知迟缓而钝慢。通用对美国人的驾车习惯关注有加，从1990年代初开始它喜欢生产皮卡和suv来满足美国人，并且这也令通用获得了不少利润。然而通用并没有及时感知到气候变暖的全球性环保课题。在这方面，它远远落在了日本汽车厂商的后面(尤其是混合动力车的生产)。不仅如此，通用也缺乏一定的市场远见，2005年，拥有通用10%股票的亿万富翁科克里安曾极力说服通用与日产结盟，然而通用的傲慢最终令这一提议变得毫无生机。通用不仅没有意识到世界环境的变化，更没有意识到信息社会与旧式的工业社会的区别。

现在，美国政府对通用的拯救很可能会延续这种傲慢与漠视市场信号的惯式思维。在此前克莱斯勒破产重组的时候，美国人所用的修辞是这是一个“破茧重生”的机会，而此次通用的破产重组，白宫称之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新通用诞生了”。令人困惑的是，新通用究竟新在哪里？瘦身不一定代表有竞争力。如果通用的定位不能被解决，新通用旧通用又有什么区别。美国需要明白的是，美国需要汽车业，但是需要有市场眼光的汽车企业，过度的、延绵不断的父爱主义可能只会变成溺爱，这个道理对很多国家的大企业都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