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说过，适应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商法才是善的商法。很多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新《劳动合同法》倡导的 “福利化社会”的水平，新《劳动合同法》中有很多强制性的条款增加了企业成本，属于超前立法。您怎么看？

江平：市场经济中一般的合同法遵循意思自治和双方约定原则。但许多国家为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已经把劳动法纳入了社会法范畴，劳动条件、最低工资标准等都是法定强制性条款。

各国的劳动法都注重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企业家必须了解劳动法的强制性特征和趋势。社会保障程度高体现了文明，但如果福利过高、过度保护劳动者，又会出现社会倒退的现象。然而中国的现状是，并不存在劳动者被过度保护的现象。首先，中国没有西方那样强大的、能够真正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的工会；其次，中国不能罢工；第三，中国也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比其他国家低很多。

目前的新《劳动合同法》只不过是对劳动者应该享受的合法权益给予法律上的保障，这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制度。《公司法》中有一条是企业要有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被片面地理解为捐赠、捐助等公益慈善事业，它不仅包括环保与资源，也包括民生与职工权益的内容。如果连这些起码的保障都做不到，就不能被称做文明社会。

在中国，穷者更多的是劳动者，富者更多的是企业家。在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从整体上并没有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完全有必要存在一部保护劳动者的法律。不能以考虑中国国情为由忽视、盘剥劳动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