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去年10月以来，智利的经济学家们就不断调低2009年该国的经济增长预测值，从最初较为乐观的4.1%一直下调到较为悲观的2.5%——这可能要比预测的2008年4%的增长率下降1.5个百分点，创下近6年来的最低——但这并不妨碍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在一篇最近的专栏文章中对智利过去20年来取得的成绩与所采用的模式大加赞扬，甚至认为在很多方面智利已经足以担当英美的老师，因为如果英国能够像智利那样较早坚持“审慎”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并将政治目的与政治手段分开，使政策更具有延续性和长期性，本来可以使英国经济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智利曾经像许多拉美国家今天仍然面临的那样，在全球性的经济波动面前极度脆弱，而且为摆脱困境所采取的措施又常常为之后的经济社会留下更深的祸害。这次“智利（也）不会毫发无损地幸免于全球危机，但其财政状况和金融体系却很健康——而且很透明”，但它的老师们却可能必须品尝苦果，“一旦经济衰退结束，英国乃至多数欧洲政坛的组织现实，都将是各国政府目前为避免经济衰退而积累的巨额赤字”。
回首智利独立的近200年历史，大多数时间都未能摆脱长期困扰拉美国家的那些问题，比如政局不稳、金融和经济在外国势力的影响下在保护与开放之间摇摆不定，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景气不断被外债危机和金融危机打断。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智利似乎逐渐摆脱了这个恶性循环的泥潭，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甚至因此被誉为“南美模范生”。智利似乎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以摆脱通常制约那些严重依赖不可再生资源的国家（特别是智利这样的小国）在可持续性方面的担忧，并且抵御经济周期的冲击（包括这一次的金融危机）。
如果把智利当作一家公司看待，这种模式可以看成是较早确定了“为全球化提供促进服务并从中获益”的商业模式，并在务实的政党政治理念的作用下使这一政策保持了连续性，不断围绕这一定位强化其所需要的能力（虽然它也可能是在一种无意的状态中这样做的）。
政治中性化
在此之前，智利面对的问题与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相似，那就是不同程度的政局不稳、因丧失经济主动权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的债务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政策缺乏长期性与可持续性。但幸运的是，在与共同的敌人——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斗争过程中，智利的土生白人作为有经济实力但无政治权利的群体，与有政治动员力和群众基础、代表经济上处于中下层的智利普通民众利益的政治群体之间竟然达成了一种持久的平衡，并在许多时候保持了一种整体上的务实。
比如在“一战”中智利宣布中立，与交战的各方都保持经贸往来，结果是智利的采矿业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也带动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到上世纪20年代初，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和几乎所有大城市都有了电灯、电话、有轨电车、下水道等等，并吸引了大批欧洲移民，进一步多元化了智利的人口成分。又比如在政权的更迭中，智利虽然也偶尔以军事政变的方式实现，但大多数时候都是通过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和选举来促成，而且几乎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是为了摆脱经济和社会已经出现的困难，为此它们交替尝试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与独裁，甚至对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分工也进行了反复的验证，最后那些能够改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做法，往往都被务实的政治氛围所固定下来。
结果，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智利成为拉美政局最为稳定的国家，即便是奉行社会主义的阿连德的上台和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的下台，都是通过选举的方式实现。有了这个基础，无论谁上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是首要的任务，有效的经济政策最终都能得到坚持，比如皮诺切特下台后新上任的政府基本都遵循他打下的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只不过是通过改良使其更加有效而已。菲利普.斯蒂芬斯对智利大加赞扬的一个根据就是它将政治目的与政治手段实现了分离：“无论是信奉个人自由的保守信念，还是政府必须传播机会的进步观点，意识形态没有任何不当。”
这样一来，它就有可能制定更加长远的经济目标和战略（这恰恰是那些长期陷入动荡与混乱的国家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一群1955年到1964年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下被派往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习的学生回到智利，在新自由主义的武装下，炮制出一个旨在通过削减公共开支、降低通货膨胀、恢复自由市场经济以使智利走上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方案，最终这个计划得到了上台不久、正寻找摆脱经济困境良方的皮诺切特的认可，一场影响深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试验就此开始。新自由主义的旗手之一、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亲自到智利进行指导。
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整个80年代，因为一度采取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导致的紧缩，使智利经济在拉美“失落的十年”中也受到拖累，但总的来说一切都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即使在皮诺切特下台后，其政策核心也被新政府保留了下来，甚至在诸如开放等方面得到了强化，并在后来几经调整，锤炼为一种与务实的智利政党文化相符的改良的新自由主义，即在坚持开放和市场自由化的同时，兼顾解决社会贫困和公正问题，在私有化的同时却保留了对全球最大的铜业公司智利国家铜矿公司的控制权（一些拉美国家则采取全盘私有化，结果丧失了经济主动权），开放金融但却采取了更加灵活的以美元、马克和日元三种主要国际货币为参照系数的“篮子”汇率制，并随汇率变动情况不断调整货币权数。
在这种低通胀、低赤字的增长模式的持续作用下，虽然在此后引发拉美大面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中，智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受影响程度已经越来越小，恢复速度越来越快。与此同时，国家外债也在持续下降，到2006年年中时，时任智利央行行长科波自信地宣布，因铜价升至创纪录水平，在这一年智利将成为净债权国，截至年底，政府和央行拥有的债权将相当于智利gdp的2.5%。而拉美的另一个强国阿根廷在2007年的公共债务为1447.28亿美元，占gdp的56%。20年前智利要把近40%的公共开支都用于偿债，而现在这一数字为零，相反公共开支的70%都被用于社会服务，这又进一步为长期发展战略提供了财力支撑。
虽然这个战略可能并非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往往是满足不同政党当前利益与长期诉求的混合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近30年在正确轨道上的缓缓滑行，现在突然看去，竟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轨迹，这就是它在有意无意间（甚至可能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已经把“为全球化提供促进服务”作为其价值主张，并围绕它强化能力与提炼收入模式，从而走上一条可控的、良性的循环。
不可再生资源与持续发展模式
智利位处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之间，是世界上最狭长（海岸线接近10,000公里，但最窄的地方不到100公里）的国家，由于纬度、洪堡特洋流、季风和安第斯山脉的影响，境内气候复杂多变，由北向南分别为热带沙漠、地中海和温带阔叶林三种气候，全国农业用地不多，可耕地不到国土面积的10%，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南纬30度至42度地区的狭小地带，其余地方则通常为山林、怪石或海水所覆盖。
就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也常常要遭受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侵袭，1600万的总人口，让它位列拉美人口最小的国家行列。所以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智利很难孵化出需要以规模作为基础的制造业，虽然智利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曾用了近40年的时间来尝试以进口替代的方式发展本国的制造业，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基本放弃。
智利的优势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智利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尤以盛产铜闻名于世，素称“铜矿之国”，已探明的铜蕴藏量达2亿吨以上，居世界第一位，约占世界储藏量的1/3；铁蕴藏量约12亿吨，煤约50亿吨。此外，还有硝石、钼、金、银、铝、锌、碘、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除此之外，智利的林业、渔业、农业资源也很有特色，虽然耕地很少，但由于有太平洋和安第斯山脉做屏障，致使境内农作物病虫害较少，对小麦等作物的高产有利，还形成了适合高品质葡萄、樱桃等水果生长的土壤和气候。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智利经济对矿产的依赖到了极限，即使是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近30年后的1960年，当年的矿业出口额仍然占到智利总出口额的86.6%。制造业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反而农业因为荒废又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上世纪70年代初智利的农业生产甚至低于1936年的水平，不得不主要依赖进口。
不过，就像前面已经提到的，智利已经形成了一种务实的政治文化，当进口替代战略迟迟达不到预期时，执政阶层开始反思，并开始对忽视农业的做法进行纠正。大概智利各界已经意识到，无论在制造业上如何努力，也无法扭转其借由自然的恩赐而在全球制造业的最上游——原材料环节占有的天然优势地位的现实，不如顺其自然，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靠山吃山；智利所应该做的，是如何实现原材料价值的最大化，并尝试能否增加可再生资源在其中的比例，以解决不可再生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智利在上世纪60年代与美国签署了《1965-1975年智利和加利福尼亚十年大学合作计划》，为智利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农业科技专家，引进了先进的水果生产、保鲜、加工和运输技术，奠定智利农业科技在拉美名列前茅的基础，并为日后的出口农业战略打下雄厚基础。随后，智利将引进适合本国条件的新品种和品种改良置于农业发展的中心地位，并逐步实施一系列以出口农业为导向的计划，甚至颁布多部法律来保证农业目标的实现。比如，1966年开始实施“全国果木栽培计划”；1979年成立全国种子委员会，由农业部农业计划办公室主任挂帅，专司促进种子的研究、生产和贸易工作；1980年代，智利又用9年时间，从日本和加拿大引进三文鱼养殖技术，应用于特别适合三文鱼生长的智利南部可能是源自南极的较冷海水。
但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智利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商业模式。矿产品作为一种大宗商品，虽然是工业的必需品，但就智利这样一个小国而言，消化能力有限，必须到全球去开辟市场，这中间还要承受价格随经济周期的巨幅波动，加上智利位处南极附近，与主要的消耗地都路途遥远，运输成本很高，如果再算上关税等附加成本，利润空间将大为缩小。农产品也是这样，如果不能将本国消费能力之外的过剩产品销往国外，其对经济的贡献也将有限。智利需要来自矿业和农业的外汇收入以换取其他工业品和消费品，但创汇也不容易，因为向来农业就是贸易战的主要战场，即便最后能够幸运打入目标市场，也必须承受很高的关税、运输等方面的成本和更激烈的竞争（农产品作为一种可移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使得建立起稀缺性更难）。
对智利而言，最有利的做法莫过于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去，并通过竞争力和有利的政策环境使其矿产品和农产品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此一来，只要智利在矿产品和农产品方面足够强大，也可以借助全球化这个杠杆在全球经济地图上占据有利的位置，从而也可以满足自己在其他方面的进口需求。
在完全开放中凝聚竞争力
早在皮诺切特接受“芝加哥男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时，智利实际上就放弃了一条当时在拉美还普遍采纳的发展主义逻辑，这些国家普遍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完善工业化的体系，在对外上则采取了相对保护的姿态。这种逻辑最初是建立在一种积极的动机之上——在那个时代，智利等国只是宗主国实施工业化革命的廉价甚至免费原材料索取地，而在独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从实质上摆脱这种中心边缘的逻辑，只有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不过，在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或开始努力完成工业化，资源的全球化流动和专业化的分工既成为动力也成为结果，这为像智利这样掌握工业化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国家提供了机会。
于是，在皮诺切特时代，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进出口政策改革，智利成为拉美进出口门槛最低的国家之一，比如1980年的统一关税税率仅为10%，基本消除了所有非关税壁垒。虽然后来因为稳定经济的需要有起伏，但最终还是巩固了这种趋势。不过这还不算什么，因为没过多久，大多数拉美国家也卷入了这股开放和自由化浪潮。真正让智利从全球化中脱颖而出的，是它采取了一种彻底开放并在此基础上尽量掌握主动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并将其贯彻到底，这突出体现在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通过一系列的双方和多边贸易协议来争取降低全球资源流动门槛的努力。1995年加入wto是个标志，之后于1996年智利以联系国身份加入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并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相继与加拿大、墨西哥、欧盟、韩国、美国、日本、中国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一举成为世界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其中许多国家都是首次与南美国家签订类似协议。
通过这些协定，协议国各自将相关产品的关税降到了零，智利的大部分产品就能够以零关税进入亚洲、北美和欧洲的主要市场。由于智利拥有这些国家所必需的原材料产品，它们也乐意接受这样的条款。这就达到了让智利优势的矿产品和农业产品低成本、畅通地进入全球市场的目的；同时，也能以更低的成本进口智利所需要的产品，包括能源、部分农产品和其他工业品等。
而且这种做法还有一个额外的收益，那就是不仅智利可以从低成本和便利的进出口中受益，还能为其他国家的公司提供从智利进入这些与智利签有自由协议的国家的高性价比的途径。虽然全球化已经很普遍，但国与国之间的障碍依然很多，如果一家公司能够将某个环节放在智利，然后打上智利原产地的标记，就可以自由进入更为广阔的市场，这在那些传统的大规模制造业尤其如此，比如纺织品，通过从智利中转，就可以自由进入欧盟、北美等市场。虽然这中间涉及到不菲的运输成本，但依然是有利可图的。近年来，智利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额外收益的分量，并开始积极打这张牌，尤其对中国这样的纺织品大国，也的确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纺织品企业前往智利投资。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被吸引过来，智利的制造业也反过来被带动，矿业和农业的加工能力得到了提高，就业上升，相关服务业也得到了发展。目前，智利已经拥有拉美最为发达的航空业、物流业、信息通信和咨询服务业。全球大多数知名金融机构都在智利设有分支机构，虽然智利的银行基本都固守信贷（包括企业和消费）这样最传统的业务，但通过精简流程、降低成本和谨慎经营（这也让它们较少受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智利拥有全球运营效率最高的银行业之一，其前五大银行的平均成本收益比甚至低于美国。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智利的物流业竞争力全球排名第32位（中国为第30位），在拉美遥遥领先（巴西为第61位，名列拉美第二），它还拥有拉美最大、全球第14名的智利航空公司和南美洲最大的自由贸易港伊基克。
根据毕马威咨询公司2008年的报告，在全球最适合服务业投资的国家中，智利在20个新兴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波兰，在拉美名列榜首。许多面对南美地区的咨询机构的总部也设在智利，包括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总部。另外，智利还拥有拉美渗透率最高的移动电话、固定电话、互联网等市场，《经济学家》下属经济学人信息部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智利的信息技术(it)产业在拉美地区最具竞争力。
这样一来，智利就可望在矿业、农业之外，发展出这些行业和中转贸易所需要的服务业优势。而这种优势，又会反过来强化其在农业和矿业上的优势。在实施创汇农业和开放政策近40年后，智利已经开始在全球化的许多领域位居前列，比如智利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出口国和第五大葡萄酒出口国、第二大三文鱼生产国（占有40%以上的份额，仅次于挪威）和第五大渔业国、拉美第一大林产品出口国和拉美前三名的小麦生产国（扭转了之前靠进口的被动局面）。
所有这些给智利经济带来了一个黄金时代。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智利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了5%，2007年人均收入达到9884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3744万美元。智利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0%，到1995年，在出口产品中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比重已经超过了铜，并在2000-2005年期间一直保持在平均49.7%的水平，近些年由于铜价的飞涨，矿产品的比例又有所反弹，2007年重新达到66.5%（其中铜占87%），但基本巩固了这一趋势。
随之而来的是智利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在2002年由瑞士的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imd)进行的“国际竞争力排名”调查中，智利位于拉美国家榜首，超过了法国、意大利和韩国，其市场经济透明度和美国并列第二位。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自由经济自由度报告》也将智利的经济自由度排在全球第11位，位于拉美之首，政府腐败指数在拉美最低。世界经济论坛2008-2009年度报告显示，智利世界竞争力排名第28位，居拉美地区首位，比中国高出两位。
出口型经济的陷阱与救赎
尽管如此，出口导向仍然让智利经济很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景气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在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智利更难以置身事外。对铜这样的工业原材料的过度依赖（铜的产值占到智利gdp的1/4），又加剧了这种脆弱性。在2003-2007年的这五年中，智利的gdp总量和人均gdp都翻了一倍还多。这主要得益于铜价的飞涨。2004年上半年铜还在每磅1.2美元的低点，但之后便一路飙升，到2008年4月达到4美元的高点。但随着金融危机逐步影响到实体经济，铜的价格也从8月下旬突然急转直下，在之后的两个月内便迅速跌破了2美元，而智利管理当局原以为这一过程要用两年才能完成的。
半年前，管理层还在为如何提高产量伤脑筋，而现在却必须与过剩的产能做斗争了。据智利国家铜矿公司一位管理层人士向本刊透露，该公司2008年的利润可能只有55亿美元左右，而2006年和2007年这一数字分别为92亿美元和90亿美元。这直接影响到了智利的外贸，据智利央行公布的数字，2008年1-11月智利贸易顺差为103.8亿美元，同比下降了53％。
这并非全是坏事。由于智利已经建立起了完全开放的市场体系，结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铜等矿产品出口方面的损失却从能源价格的下跌和比索的贬值中受益，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降低了铜和农产品等的生产成本，而比索2008年高达28.79%的贬值幅度则有利于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由于智利的农业主要依赖劳动力，所以贬值可以提升其成本竞争力。结果是葡萄酒、水果等农产品的出口反而增加了，而困扰政府的通货膨胀也不医而治。随着智利农产品竞争力的进一步加强，还可能在越来越注重健康理念的全球化消费浪潮中，成为抵消矿产品的周期性行业的波动的一支中坚力量。
即便没有这些意外的好消息，智利政府也不会像很多出口导向型国家那样手忙脚乱，因为经历了动荡的历史教育的精英政府班子在其执政计划中已经将这种极端情况考虑在内了。2000年，时任总统拉格斯首创以铜价高企时的收益建立主权基金的思路（又称为社会经济稳定基金），以应对未来国家可能的困境。具体做法就是当铜价高过某个水平，比如每磅两美元，高出的部分将被放进这个基金，大多数用于购买美国等有高评价度的国家的国债，一旦铜价低于这个水平，导致财政出现了赤字，就会用它来填补空缺，以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在过去几年高企的铜价的作用下，目前这个基金的规模估计已经达到数百亿美元。
去年12月初，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智利财政部长安德烈斯.贝拉斯科(andres velasco)的扩张性财政预算刚刚得到国会批准，根据这个计划，2009年智利基础设施投资将增长8.8%，公共工程投资将增长14%，他还透露，如果需要，就会用到这个基金。另外，有底气的财政情况还使政府可以拿出一笔资金来帮助那些中小矿业企业，以一个固定价格从它们那里收购产品，以让它们生存下去。
“铜价的下降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意外。我们一开始就相信3-4美元一磅的铜价只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长期现象，我们自始至终都预测长期铜价会为每磅2美元，我们的财政政策也是在此预测的基础上设定的。因此，铜价下跌对智利经济的影响将非常的有限。”贝拉斯科用一种近乎置身事外的语气说道。
的确，到目前为止，智利的商业模式运转良好，如果能够经受住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直接冲击以及由此可能激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魂的拷问，就能更具有说服力——最近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批准一项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时，并没有删除“买美国货”的相关条款。很多人担心这很可能助长本来已经蠢蠢欲动的保护主义倾向，从而使智利的价值主张成为无根之木——也可能相反，智利一直努力尝试在给那些希望突破贸易壁垒的公司提供解决方案方面做得更好，这可能让它更加如鱼得水，“只有更开放的经济与贸易，才能更快恢复世界经济。”智利中央银行行长德格雷戈里奥（jose de gregorio）坚信智利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