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赢得了一些美誉。但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担心：实在是还不了就不用还了，对于债务人来说，当然是欢天喜地，感恩待德；但对于债权人来说，可能是为仁义之举，也可能是无奈之举。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借钱可以不还成了一条规矩，这无异于破坏商业规矩。所以，无论如何应该有一个故事情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乔致庸在包头是在重建规则，而不是在破坏规则。小说《乔家大院》中就写到，乔致庸在回祁县之前，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清理包头东城万利聚商号吴东家的欠账。吴东家头一年，借了复字号八万两银子，做羊毛生意，说好三个月还本付息，可是一年过去了，却一直拖着不还。这一天吴东家上门来，赖在地上向乔致庸哭穷：“我现在穷得每天提着个破箩筐沿街叫卖花生仁，除了房子就一个破箩筐了。”其实乔致庸早已经了解到，此人不仅有银子，而且还包养妓女，就是想赖账。看到吴东家这付德性，乔致庸只好说：“那好，我信了你，明日你把箩筐拿来，再给我磕个头，咱们的账就两清了。”第二天，吴东家果然带着破箩筐来了。磕完头，乔致庸把借据给了吴东家：“你可以在这里当众烧掉!”吴东家果然烧掉了借据。接下来，乔致庸把这个破箩筐摆在复盛公最显眼的地方出售，标价八万两银子，外带一年的利息。结果所有到复盛公来做生意的人，进门就来看一看，并把这个箩筐的故事当笑话讲给同行们听，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还慕名来看这个破箩筐，没过多久，万利聚商号在包头就没法做生意了，连大掌柜和伙计都觉得脸上没光，纷纷跑掉。以至京城和太原的商家也不敢与万利聚做生意了。吴东家这才知道，乔东家很生气，问题很严重，只好再一次对乔致庸磕头求饶，把那只破箩筐给买回去了，并且还按照乔致庸的建议，把破箩筐挂在铺子门前，表明自己已经把欠款还清了。信誉是商业的基础。但难免会有不讲信誉的人，如何进行监督和惩罚？法律自然是重要的，但是法律是第三方监督，成本很高；道德是不可或缺的，但道德是第一方监督，成本固然低，却存在道德风险。因此，界乎于两者之间的第二方监督就成为一种基本的方式。在人类商业史上，以色列人曾经成功地创造了不靠法律，而靠行业内部约束的方法，在地中海周边建立了大范围交易的商业环境。方法很简单，每一个商人只有加入一个行业组织才能获得商誉，而在交易中如果发现有人不讲信誉，受害的一方只需告诉行业组织，行业组织则把此信息发布出去，接下来那个不讲信誉的人就再也别想做生意了。乔致庸借破箩筐来传播逃债者的不良信息，轻而易举地收回了八万两银子。这无疑是一种比“黄世仁式”的登门逼债、打官司或是请“黑社会”讨债更便宜的绝妙方法。
乔家大院启示：制度就是找个理由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按照诺斯的观点，引起制度变迁的诱因，是由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影响人们行为的利益关系)和谈判能力(讨价还价能力)的对比，而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则又会诱发人们重新制定规则的动机和努力。
理论上的表述尽管严谨和深刻，但往往没有故事来的生动和形象。理论总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同样讲的是制度变迁，《乔家大院》是这样表述的：
在与达盛昌的生死博弈中，乔致庸以他的“智”“勇”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还以他的“仁”，化敌为友，重振了乔家在包头的雄风。至此，作为东家他不但有了资格和威望，重要的是也有经济实力的保证，可以按自己的理念来整治复盛公内部的问题了。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诱发了他“重新制定规则的动机和努力”。于是，一场围绕店规改革的行动变得势在必然。
通过明查暗访，乔致庸发现复字号出的许多花花事儿，都与大掌柜顾天顺有关。同时他已经看好年轻有为的马荀，想让他接任大掌柜。然而，顾天顺是个老人，处理不当难免会伤了一些掌柜的心。所以，怎么处置顾天顺，着实是一件让乔致庸为难的事。
乔致庸肯定没有学过什么制度经济学，但他很会用制度来管理他的生意。
为了把顾天顺打下去，乔致庸借请全体掌柜吃饭的机会，拿出密账本亮家丑，列举了顾天顺严重违反制度(店规)的三条过错：第一条是店有明规，东家和掌柜不得任用私人，而顾天顺用了自家儿子的小舅子，并且还做了坏事；第二条，违犯店规，私自借贷给万利聚吴东家八万两银子，无法追回，造成亏空；第三条，店规明示不准逛窑子，不准喝花酒，不准捧戏子，顾天顺还是用公款喝花酒，捧戏子。念完这三条之后，乔致庸突然打住，说道：我就不再往下念了，各位掌柜回去自己检讨有无违犯店规的行为。接着他把密账本放到火烛上烧了。这一招着实厉害，用制度说话，宽严结合，既狠刹了歪风，又给多数人留了面子。
在罢免了顾天顺，启用年仅28岁的马荀为大掌柜的时候，顾天顺当场晕倒。接下来的这场戏拍得很有意味：马荀扶起自己的师傅顾天顺说，我不是无情无义之人，我师傅虽然有错，但功大于过，而且从少年熬到两鬓苍苍，在复字号服务了四十年。因此，我提议店规增加一条：效力满四十年的掌柜，一律保留五厘的身股，用于养老，直至享尽天年。众人都大吃一惊，转身把眼光投向乔致庸。乔致庸想了一想，带头鼓起掌来。
令人回味的是：马荀不经请示东家就擅自做出这样一个提议，是否意味着在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上已经发生了对他有利的变化？乔致庸为什么要“想一想”之后才高调同意？这里面真是意味无穷……我们不得不佩服编导在这个细节上的神来之笔。
“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为制度变迁找到了理由——这是诺斯说的。制度就是找个理由承认“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这是我的理解。
乔家大院启示：买人心就是买利益
电影《天下无贼》中，葛优伴演的“贼头”黎叔，真是妙语连珠，有两句经典对白令人回味无穷，第一句是：“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还有一句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 这“贼头”说的话咋就跟现今的企业家说的话一模一样呢？无独有偶，《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在包头搞薪酬制度改革的时候，不仅说的话像21世纪的黎叔，整个用人制度的提法，完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一套规则。很难说究竟是晋商当初就有了这一套管理思想，还是今天的作者按照现如今的风气装点了乔致庸。姑且就书论事吧。
按照《乔家大院》所叙述的情况，在乔致庸之前，晋商的店(企业)里，东家出银子，占的是银股，掌柜的出任经理，以身为股。掌柜平时的薪金比伙计多十几倍，几十倍；掌柜顶的身股，四年一个账期，能与东家分红利。伙计从小到店里学生意，四年师满之后，只要本人要走，东家和掌柜一般都不便强留。正如大掌柜顾天顺说的：“我复字号别的没有，人有的是!生意场上历来只有伙计求掌柜的赏饭吃，还没有听说哪一家掌柜的死乞百赖去求要走的伙计留下来，那成什么道理？”
乔致庸在处理完包头的危机之后，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能干的伙计辞号，而把复字号弄得险些破产还债的掌柜却没有人真想辞号。尤其是当他听说马荀这样的人才，虽然是一个跑腿的伙计，但七八成的生意都是他做的，也想要辞号。就问大掌柜顾天顺：“我们复字号培养出来的人才，放出去帮别人挣钱，那我们不成了傻子？”就这样，乔致庸力排众议，开创了给伙计顶身股的先例。 这条新规可是了不得，它坏了晋商多少辈子的规矩。在当时着实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尽管一些晋商为了稳住人才，私下里也采取了给伙计派股的做法，但乔致庸的这个举动，却触犯了众怒，以至于一些相与公开断绝了与乔家的生意。
不过，乔致庸的这一套改革后究竟怎样了，电视剧中没有了下文，只是那个可以顶身股的伙计马荀，其实接下来拿的是大掌柜的身股。在内行看来，其实把人才安置到他应有的位置上，才是真正可行的做法，比起在店规中加上一款“学徒四年以上出师，本号当伙计者，一律顶一厘身股，此后按劳绩逐年增加”，更具有可操作性。我们姑且把这个情节理解为编导的一厢情愿，而绝不是那些聪明绝顶的晋商的真实所为。文学作品嘛，意思到了就行了，不可太较真儿。
商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无可厚非。商人愿意调整利益格局，让人才能够安心，可能也会有别的意图，但最根本的一条，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谋求在利益的调整中实现一种均衡，或者叫“双赢”。因此，人才问题，其实是人心问题，而人心问题，无论对东家来说，还是对掌柜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利益问题。在商就应言商，那些不考虑别人的利益，要求掌柜和伙计们“无私奉献”的东家，相当地不人道，也无商道!
乔家大院启示：敢不敢放虎归山
乔致庸用瞒天过海之计把全部的高粱都换成了银子，而邱天骏却把所有的银子都变成了高粱和马料。乔家复字号不仅活了，还挣了个脑满肠肥。在乔致庸决定遍请包头的商家到醉春风酒楼开庆功会的时候，大掌柜顾天顺是心领神会：“东家!我明白!好!好!过去是他们掐住我们的脖子，这会儿我们得了势，掐住他的脖子了!我们要趁此机会，让达盛昌死无葬身之地!”
在乔家凯歌高奏的当头，有两个人头脑是清醒的。一个是当时还是伙计后来成了复字号大掌柜的马荀：“都是生意人，干嘛一定要这么你整我。我整你？俗话说和气生财，这样怎么能生财？不行，我还是辞号得了!”另一个是孙茂才：“我们是读书人，我们不进商界也就罢了，只要我们进了商界，就要做些大事，才对得起我们付出的代价!今日岂止是包头商界需要重建秩序，整个山西，整个中国，都需要有人出面重建秩序，再立诚信第一的商规。东家我希望在晋商之中，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是你!”孙茂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做人的大格局上似乎是把乔致庸说服了。但是，乔致庸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如果不考虑报仇，只从经商的角度考虑，这次我们能轻易放过达盛昌吗？三个掌柜则一致认为：邱天骏是个老狐狸，他的手下更是心如蛇蝎，如果我们手软，给他们喘息之机，势必养虎为患，将来肯定后悔莫及!所以这次千万不能让他滑掉了。
是宜将胜勇追穷寇，还是让一步天开地阔呢？这样的选择，不论是战场，还是商场；不论是官场，还是情场，历来都是两难。难在什么呢？难在对博弈最终结果的预期。如果最终的结果真能“让一步天开地阔”，那么让的决策就是对的，如果对方恩将仇报，自己落一个“农夫与蛇”的下场，则追悔莫及。双方博弈，自己的对策正确与否，往往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对方。正如纳什均衡理论所表述的：“当我知道你的决策之后，我就能做出对我最有利的决策。”问题是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在此之前只能猜。
人的行为是不确定的。所以，放虎归山的问题，看起来是要不要的问题，其实说到底是敢不敢的问题。男人与男人的博弈，永远都是实力的博弈。如果你永远都保持实力优势(没有蛇下口的地方)，而且还能做到宽心仁厚，放虎归山又何妨？而且，说到底商场与战场、官场、情场最本质的区别是，彼此争夺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唯一的，企业家创新的空间是无限的，商业机会也是无限的，绝不是你死我活，你有我无，而且联手做生意往往可能做得更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相互关照的可能，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双赢。
当然，在商场上的一切仁义之举，都要有输得起的准备。这既是指企业家在选择合作者之前，也是指放虎归山之后。气魄要加上实力，方显英雄本色!
乔家大院启示：什么是商战的底线
为了把包头的高粱变成银子，乔致庸一方面让刚过门的媳妇陆玉函通过京城的店铺在晋商圈里放出烟雾，说朝廷要发兵攻打准噶尔部，另一方面带上20车银子和20车石头，赶往包头继续收高粱和马料，做出一付要发“战争财”的架式。达盛昌的邱天骏虽然老谋深算，但到底还是中了计，不仅把手头的银子都砸进去了，而且还从各地又调了80万两银子，以高出市面的价格把乔家的高粱和马料全部吃进。结果乔家不仅解套了，而且还净赚20万两银子。
这样的招数用现代兵家的术语叫“信息战”，也就是“兵不厌诈”。尽管乔致庸的“信息战”不够“仁义”，但比起崔鸣九勾结土匪刘黑七来逼死乔家，还算是合理合法。这在一点上，邱天骏也是一个做事有底线的人。当他听说手下人还要派蒙古武师杀乔致庸时，便厉声阻止：“乔致庸是商人，我邱天骏也是商人，你这么干，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商人斗不过他那个商人？眼下全中国的晋商都知道我邱家与乔家恶斗，也都知道乔致庸拉着银子到了包头，我们是商家还是杀手？你给我记好了，乔致庸不但不能死，而且还要保证他好好活着!如果乔致庸不明不白的死在包头，哪怕不是我干的，外人也会认为是我干的!达盛昌干了这种事，天下的商人哪一家还敢和我做生意，我达盛昌的信誉何在？没有了信誉，我还做什么商人？”虽然邱天骏思维的落脚点还是自己，但却守住了为商的底线。所谓的“在商言商”，一是不要涉足“黑道”，二是不要界入政治。因为社会是有分工的，不同的行当有不同的规则。如果要跟人玩命，那就进了“黑道”；如果要玩政治，那就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政治集团利益最大化。所以，不论是借助政治力量还是借助“黑道”来处理商业上的竞争，向来都是被商界不耻的行为。
守住“底线”不容易，但为商应该追求的是境界：即“智”、“勇”、“仁”：靠创新的智慧、靠过人的胆识、靠仁爱之心来战胜竞争对手。当然，最高的境界还应该包括“圣”和“义”：以对商道的彻悟和承担社会道义来表现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使竞争对手心悦诚服。应该说，乔致庸在完成高粱变银子之时，仅仅只是表现出了他的“智”“勇”，而他一心要为兄报仇并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强烈冲动，说明他还只是一个一般的商人。如果任乔致庸的性子走下去的话，那么乔家的历史真是要改写了。好在有个孙茂才，在关键的时候提醒乔致庸：“达盛昌以诈行商，违背了诚信的信条，但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属迫不得已，毕竟也算不上光明磊落!当前包头商界的大事不是推倒达盛昌，而是给达盛昌生存的机会，并利用这件事在商家之间重建秩序，再立规矩，将‘诚信第一’作为商家不能违背的信条。”
乔致庸终于听进了孙茂才的话了，从而也就走上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商道，尽管接下去会有更多的艰险在等着他，但决定其一生的追求不被历史尘埃掩没的关键一步，正是在于他放了达盛昌一码。
剧中晋商无论怎样你争我夺，最后都止于诚信这道“底线”，不是乔家、邱家有多高尚，实在是不讲诚信的成本实实在在，且代价不菲。
现在中国，全能型行政权力渗透各个领域，窒息了中国民间社会中通过长期历史演化而繁衍出来种种诚信维护机制。这个权力系统对与其自身利益无直接影响的机会主义行为，反应相当迟钝，甚至麻木不仁。由此而来，中国社会中不讲诚信的代价一跌再跌，日积月累，自然是“底线”失守，诚信崩盘。
乔家大院启示：为什么要走西口
乔致庸的祖辈“贵发公”是祁县的一个普通农民。他“走西口”创下的“复盛公”商号可是不得了!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是“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或许正是乔家祖上积德，让后人鸿运高照!在乔致庸走投无路、一筹莫展之际，天上掉下了 “林妹妹”，居然还带着50万两银子的“授信”和价值6万两银子的陪嫁，以及价值30万两银子的“玉白菜”!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乔致庸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终其一生，只要想到被他抛弃的江雪英，就心痛如割!人世间就是这样，不能让有的人把好事都占尽了，否则上帝也太
不公平。
在妻子陆玉函的帮助下，乔家获得了“山西第一抠”陆老东家的救命银子，暂时度过了危机。至此，乔致庸终于腾出精力和时间来解决包头的霸盘困局了。
从祁县去包头，这是山西人“走西口”的老路，也是晋商发迹的康庄大道，更是留下无数山西青年男子情天恨海的不归之途。著名的山西民歌《走西口》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苍凉和凄楚的离别之情。山西电视台曾经以大气磅礴的交响乐和悠远辽阔的画面来表现这首民歌的内涵，让人看过之后不禁热泪盈眶。俗话说：“自古商贾多薄情”。你看乔致庸，结婚才几天，就得走了，为了什么？为了生意。生意是什么？生意就是通过交易来获得财富，而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的通性。但是，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为什么山西人尤其是平遥、祁县、太谷这一带的人，有着这样一种“薄情”而执着的商业精神，坚韧刚毅地走出口外，最终实现了富甲天下的大业呢？
万历《汾州府志》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太谷县志》记载：“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本地的自然条件极差，无以自养，而口外有着为数不小的驻防，以及大片土地上的众多耕种者，这就存在一个商机：大批的耕种者、军人和蒙古游牧民族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外的毛皮和马匹又是内地的抢手货，这为山西人提供了一个跨越空间的生存机会。山西人正是凭着这种求生的原动力，走出了一条既不是困守家园，也不是聚众造反的道路，通过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代“晋商”的伟业。而晋商的成功，无疑揭示了一个反常的经济现象：自然条件与财富之间成反比。
想如今，山西靠着丰厚的煤资源，也出了一大批靠采煤而发财的“煤老板”，但在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山西却落在了全国的偏后位置。而今天的山西商人已经不能与“浙商”相比，更别说与当年的“晋商”相比了。这种“挖坑口”与“走西口”在经济发展与人文精神上的强烈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
《乔家大院》中有一个贯穿全剧并反复出现的细节，十分令人回味，这就是每次乔致庸要出发时，都有一个特写镜头，他以山西韵味十足的口音喊一嗓子：“走嘞……”正是这一嗓子，给观众创造了一种刚劲和辽远的美感，让我们从中体味出晋商的那种非凡的胸怀和情怀。
像山西这样落后的农业地区，能出晋商这样的巨富群体，确是令人费解。或许真是穷则思变？只是，穷和能吃苦最多只能算必要条件，成不了充分条件。
现在，面对温州的崛起，多少人在困惑：这么个偏远之地，既缺资源，又无通衢，还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却在改革开放后富甲一方，凭什么？也曾听过不少研究者分析温州腾达的缘由，但总觉得想象多，实证少，附会胜过逻辑。对这类现象，怕是有经济学乃至理性分析够不着的层面。
乔家大院启示：信息与危机处理
乔致庸接手乔家生意之际，已经危机四伏：乔致广停尸银库不敢出殡；包头一封封快马急件催要银子；本家四叔乔庆达三番五次带人闹事要退银股。面对危局，乔致庸一方面果断决定，把典当“玉屏封”得来的最后几千两银子全部用于乔致广的葬礼(此举的目的既是不委屈过世者，也是对外发布乔家仍然很有实力的信息)，以丧期21天为由，采取缓兵之计，赢得时间；另一方面，针对股东的退股风潮，乔致庸发布了一个假信息：乔家在东口还有一处深藏不露的生意，很快就会调回银子，并以此威胁闹事者：现在要退股的话，到时不但不能
享受往日丰厚的分红，而且因中途退股，连利息也得不到。这两招果然见效，不仅避免了崩盘的危险，而且赢得了时间，请来了救兵——陆老东家的50万两银子(其中30万两是石头)，加上东口的20万两“石头”。有了这“70万两银子”，自然也就稳住了阵脚，渡过了一场可能是万劫不复的危机。
由资金链太紧造成的企业危机，真正的要害其实在于可能引发信用链的崩溃!只要信用还在，企业可以借新债还旧债，可以赊账进货，只要可以继续生产经营，就可能赚钱还债。所谓：“借新债还旧债，债债能还；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描绘的就是企业的一种生态。因此，处理企业危机，最重要的是要让债权人对企业保持信心，避免“雪崩现象”的发生。在这一方面，乔家处理危机的方法的确值得借鉴：首先是注意保守秘密，这是最重要的，一旦人家认为你不行了，你行也不行。其次，如果已经出现了不利企业的传闻，需要注重信息的发布。在这一方面企业有三种选择：一是信誓旦旦拍胸脯，愣是说形势一片大好(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有利于企业渡过危机的事情上去(需要有动听的故事)；三是坦诚说出困难，同时告知对策，并给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和出路。如何选择，这是企业家的事，因为处理危机不仅体现一个企业的成熟度，也体现企业家的胆魄和毅力。
最近10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民营企业崩盘的现象，其原因往往都是资金链绷得太紧之后，因某一个对企业不利的信息被披露，于是引来媒体的核裂变式的信息扩散，紧接着迅速引发市场尤其是以银行为主的债权人的恐慌。往往在一夜之间，企业就被捆住，甚至被肢解得毫无动弹之力，根本无从去请救兵，陷入灭顶之灾。当然，最终的结果热闹是热闹，但事后却没有人是赢家，有多少人和机构因这样的热闹而血本无归，却几乎没有人去关照。
总之，应对企业危机，既是一个包括信息处理的微观问题，也是一个市场宏观环境的问题。在企业遇到危机时，社会如果能更理性一些，给予一定的宽容，给企业家以资产处理的时间，这不论是对于利益相关的“相与”，还是对整个社会应该都是有好处的。
危机应对虽然重要，却是术，不是道。只有大质不亏，仅因一时不慎而陷入危机的企业才有望靠危机应对脱险。乔致庸能力挽狂澜，根本原因还在于乔家尚大势未去。
商业和金融属服务业，都以玩人力资本为主。有胜任者，就有竞争力。乔家的沉浮把这一点证实得淋漓尽致。陆老东家在乔家眼看要树倒猢狲散之际向乔家送人、送钱，那是在做风险投资，其着眼点正在于乔致庸这支“潜力股”。
乔家大院启示：何以借不来银子
乔致广做“高粱霸盘”引发的危机，看似是乔家包头的局部危机，但其实是乔家信用的整体危机。因为在崩盘之前，乔家不仅在祁县、平遥、太谷三县借不到银子，而且面临一大批债主上门逼债，甚至股东也来讨股银。
凭着乔家祖上创下的基业和信誉，以及在各地十七处的生意，为什么会因为一笔只差几十万两银子的生意，就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邱家不说，那是乔家的对头，但水家、元
家与乔家都是有血缘关系的相与，也不借银子给他，这里面肯定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乔家做“高粱霸盘”，不仅侵害了在包头的其他商人的利益，而且也把一批晋商给得罪了，这对于商家来说是犯忌的事。晋商之所以能异军突起，除了他们能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誉，严于管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西人在外做生意抱团，有钱大家挣，彼此要互相帮衬，这就是一种商业环境。现代浙商也有一句话叫着：“花花轿，人抬人”，说的也是这种互帮互助的乡缘关系，对于商家谋求在异地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面，尤其是近现代的温州人能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事业，也无不得益于同乡抱团做生意的经商理念。所以，在一个有着抱团传统的商圈，一旦出现有人想独吞生意，其最后的结果往往会落到众叛亲离的境地。
其次是因为，包头的“高粱霸盘”最后形成了乔家与邱家的你死我活的争斗，这就使得一些与双方都有关系的商家只好退避三舍，不愿意卷入其中。平时与双方都有生意往来，现今双方恶斗，你死我活，选择站在哪一边，都有风险，终是难免卷入恩恩怨怨。电视剧对此是留有伏笔的。“铁信石”这个人物的设置，不仅是为了增加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更深一层的意味在于，展现了那场“高粱霸盘”争斗的背后，由于各种原因被卷入的商家所遭受的伤害。石信铁家的破产，最终导致了除他一人之外全家人的自杀，这真是一场悲剧。“石信铁”也由此改名“铁信石”，并一心想着要杀乔家的人以报“灭门之仇，家破人亡之恨”。这不禁让人想起，同是在山西，2003年1月22日上午，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在自己的家乡闻喜县东镇被他的相与枪杀的事件。当然，李海仓不是做什么霸盘得罪了人，但在商场中结下的恩怨，有可能转化为生死博弈，决不是编导的胡编乱造，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商场竞争的残酷。
第三是因为，乔家的相与都知道，这个时候把钱借给乔家，乔家并没有什么好的盈利项目能够保证资金的风险。任何贷款都是为了利息，如果连本钱都可能飞了，那谁还敢把钱借给别人呢？所以，乔家到处借不来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没有一个好项目，没有一个动听的商业故事，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风险投资者，也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当然，乔家后来还是借到了钱，生意起死回生，家族转危为安，是陆玉函的功劳，那是乔致庸和江雪英付出情感的沉重代价而进行的另一场交易，这已经超越了企业管理学的意义了。
乔家之败是败在了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上了。所谓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就是把商场竞争仅仅理解为资本实力的较量，却忽略了人心的向背和金钱以外的成本。商场上你是强势，可出了商场，来“超限战”，你也强势？你赢得了金钱，却曝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于无尽的风险之中。赢耶，输耶？
势者，可遇不可求。强势者，善养势，护势，但不恃势，此为真正的强者。古往今来，恃势逞强者，十有八九不得善终。商圈内外，皆然。
乔家大院启示：现金流的危机
在商场上什么是死棋？没有现金流就死定了。
乔致广做的“高粱霸盘”为什么使乔家面临崩溃的边缘？而乔致庸为什么继续做“高粱霸盘”却能起死回生？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前者是因为把银子都变成了高梁，而后者最后却把高梁变成了银子。这就是商家说的“现金为王”。
在市场条件下，资产的变现能力是资产质量的重要标志。现金是企业生存的“气”，这个气可以理解为围棋中的“气眼”，也可以理解为人的呼吸之“气”。企业在运行中，资产是在流动中增值的，要不断地通过现金来换气，就像人要吸气、呼气一样，只吸气不呼气，或只呼气不吸气，都是要死人的。通常说的，上气不接下气，就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
乔致广做的“高粱霸盘”，其实是把乔家的所有银子都赌上了，为争一时之气，把自己的现金流给掐断了。所有的十七处生意，以至于生活开销都难以维续，最后靠典当家里的珍藏度日，就连乔致庸去参加乡试的盘缠，也是用大奶奶陪嫁的玉石屏封典当来的钱。乔家的这场危机，其实就是现金流的危机。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企业就危险了。因为，企业在运行中总是有各种赊欠，在大家都知道你快玩完的时候，该收的肯定收不回；所欠的又不断追上门来。企业到了这个境地，所有的资产，包括有形的、无形的，都有可能被严重低估，这个时候要套现，其代价总是很高的。为什么呢？经济学对此已经有理论作出解释：当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价格上涨；当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价格下跌。也就是说“需求决定商品的价格”，当你越是需要现金的时候，手中现金的人就会把现金的价格提高。因为卖家知道此时此刻现金对你的意义(价值)比平时更大，所以断定你会愿意(或者只能)以比平时更高的价格获得它。例如，乔家的老宅子，至少值12万两银子，但在最困难的时候，邱家勾结四叔(乔庆达)打算用8万两银子顶下这个宅子，而作为乔致庸老丈人的老陆老东家也对女儿说，那个老宅子能顶9万两银子就不错了。这既说明，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在不同的条件下，往往体现为不同的价值；也说明作为通货，手中有现金在关键的时候是多么地重要，“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企业，你可以出现亏损，但你不能断了现金流。亏损总是有希望扳回来的，但断了现金流，即使有很多的资产，也可能即刻崩盘。就像一个人，如果你在水里游泳，一口气过不来，可能就憋死你了，抬上来体检，可能各个器官都是最健康的，就是差一口气，好好的人就没了。而在医院里，很多人可能多数器官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只要有一口气，哪怕是用氧气瓶吊着，他还能继续活下去，甚至我们看到很多植物人，也不就是那口气没断吗？所以，高明的商家，并不是从来没做过亏本的事，而是深知“现金为王”的道理。
所谓“高粱霸盘”不过是强势厂商意欲独占市场的招数——古今中外生意人的共同梦想。只是赢家通吃的前景固然诱人，但也应看到，其风险和代价极大。况且，市场无常，技术、需求、生产方式常变常新，不要以为你一时胜就能时时胜，一处赢就能处处赢。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没有行政权力的保护，私人企业要想长期独占市场，绝无可能。不明白这一点的生意人，恐怕还是火候不到。
商场是战场吗
四十五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最近真是火了一把。总的来说，这部电视连续剧是不经商的人，拍给不经商的人看的“经商片”，很大气，很人情，也很有深度和历史苍凉感。整个片子的基调，对于转变当下中国老百姓对商业和商人的某些陈见，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理解商人的社会责任和“商道”，以及形成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也有一定的启发。
晋商在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十分显赫的特殊商人族群，与同时代的徽商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目标远大，并且坦然从商。晋商之所以能够把商人做得那么纯粹，这与他们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有着极大的关系。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工、商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最下等，虽然富有，但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而山西的民风却非常独特，连雍正皇帝都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是：商、农、行武、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疏的朱批)，这种独特的民风培养出了晋商的独特心理素质，使其对中国的“官本位”思想的反叛，是那样的自信和心安理得。所以，在中国人终于进入市场经济文明的今天，对晋商的解读，的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影视界对晋商历史的发掘，以及由此创作的各种演义，自然就比较容易吸引广大观众的眼球。
《乔家大院》的开场，是从乔致广在包头违背祖训做“高粱霸盘”失利，乔家面临破产开始的。有人说商场如战场，都是你死我活。所以，这些年来许多人把兵法引入商战，似乎成为一个时髦。然而兵法的核心“不战而屈人之兵”往往被忽略和误解，各种计谋的运用和演化却成了主修课程。其实，商战毕竟与兵战有所不同，企业家的创新空间是无限的，你死我活未必就是商战的惟一选择。非要在某一个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与同行或同事进行你死我活的拼杀，并不是商家的最高境，甚至可以说是把自己架在锅上烤的下策之举。
我们不知道乔家的前辈为什么要立下不做“霸盘”的祖训，但有一点是可以推测的：既然山西人把经商看作是为天下人谋利的事(贩茶是为了茶农，贩丝是为了蚕农和织丝工，汇通天下是为了使广大商人货通天下)，那么，如果在经营战略上要刻意把自己的“相与”逼上绝路，肯定是有违商道的。因此，乔致广有违祖训的义气用事和一意孤行，必然结果只能是把乔家几代人创下的大业毁于一旦。电视剧以这样的情节开场，不能不说是一石二鸟：既创造悬念的戏剧效果，又从商道的高度给出了作品的宏大立意，并且传递给观众深刻的警示。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最后打不下去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前线作战的双方士兵都知道给对方生路就是给自己活路。于是开始消极反战，而这种消极反战的结果，是导致战争进入“消耗战”，这对战争的双方来说都是无法长期支撑下去的。战场尚且如此，商场又何以要致人于死地呢？
凡把商场比作战场的书或文，多数层次较低。抱着争夺、分肥、独吞的心态做生意，岂能做大，做长？靠抢夺，靠计谋，靠蒙人，不过赚点小钱，一锤子买卖而已。而现代经济学的经典都主张，真正成功的商业秘诀在于共赢，互惠。中国古代有“通工易事”之说，古代希腊有“catallaxis”一词，意思都是强调，商业活动能使交易者相互增进各方的知识和财富，并提升所有参与者的福利状况，甚至化敌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