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国食品报》记者问

中国食品报：娃哈哈并购一事，一度成为社会焦点话题，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于清教：娃哈哈与法国达能就“低价强购”一事公开决裂引起了舆论的空前关注，实际上我们不应将责任简单的归咎为达能的“霸道”。宗庆后此时祭起民族产业的大旗诉诸舆论，企图解除与达能的“十年合资”之约，我们不管其背后蕴含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但这桩早先被双方认为是“模范婚姻”的合资今天闹到几乎撕破脸的地步，在外资并购盛行中国产业界的当下，确实值得全社会为之深思。

站在娃哈哈的角度分析，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在那个资本匮乏、“外资至上”的年代，能够赢得国际资本的支持曾经是何等的“骄傲”与“荣耀”，而在资本的博弈中，牺牲部分利益换得外资入驻往往是默许与容忍占据了上风，因此“我们那时没有想这么多”甚至说“我们尚不够聪明”，“进了资本的陷阱实属无奈”，这些似乎都是“正当的理由”；但达能却并不这么看，契约化是市场交易与商业诚信的基石，如果“连最基本的游戏规则都可视同儿戏”，何来广泛、平等的商业合作基础？

因此，我们现在不是争论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必须厘清资本、股权之争的真相、今后如何理性把握外资与产业安全、民族利益的关系，娃哈哈“并购门”事件给我们的教训远非媒体的争辩这么简单。我们需要辩证的思维来思考资本力量与产业利益。

前几天，我看到关于娃哈哈与达能的事，有关部门不让媒体说话了，这是不明智也是非市场的做法，本质上说，这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中国食品报：娃哈哈和达能之间，主要争议的合同条款，显然娃哈哈是吃亏了，而现实中，这种事情在中外合资的企业中，是否多见？

于清教：也不能简单地由此判定谁吃亏多与少的问题，合同是市场最根本的游戏规则，当初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双方能够签订协议就说明在根本利益上达成了一致，双方就该为此信守承诺。如果单方撕毁双方利益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不符合商业逻辑的，是有失公信力的，而失去公信力，再多的眼泪也不能挽救信任。

应该说，外资超国民待遇在中国的逐渐终结，已充分说明我们的国力是今非往昔，我们有理由也有资格对霸权资本说“no”。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此项政策的推进与深入，一些“假合资”、“虚资本”还将陆续浮出水面，而更多的争辩甚至撕破脸面似乎是在情理之中。问题越早暴露越有利于我们净化的市场与资本环境，我们因此不应该掩耳盗玲、自欺欺人。

中国食品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多的国外资本会参与中国企业的发展中来，而如何避免恶意收购，不平等合同等，可能还有其他种类型的不平等条款。这样的例子估计不少，你能否给讲讲，另外，中方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规避风险，抱着什么样的心态进行与外资的合作？

于清教：实际上，我从来就没有把外资当成必然的救世主，中国企业最终要靠自己强大起来。

要规避这些风险，我认为有四点值得注意：

一是在企业的控制权上，我们必须清醒资本的话语权真相，是以短期利益换生存还是着眼于未来，是透支未来还是立足于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否则就不能轻易放松控制权；

二是必须警惕国家产业与资源风险，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我们坚决不能大放、滥放，“抢劫”国家资源的资本游戏我们坚决不能同意，否则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三是契约化、法制化是有效避免与外资合作掉进陷阱或上当受骗的必要保障，市场化竞争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市场化的游戏规则；

四是我们的企业或企业管理者不能为了自身政绩或业绩而放弃尊严，忽视国家利益、企业利益，我们必须清醒资本合作的价值所在，要明白我们赢在哪里、为什么赢、如何赢？

中国食品报：对于政府管理方面，是否存在法制不健全和在管理有真空的地方。对此你有哪些建议？

于清教：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事情都需要循序渐进、由不完善到完善、非理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除了加强监督、从严把关外，更要通过立法程序控制外资恶意并购、防止行业垄断，因为这既符合国际潮流，更是在我们在对外交往中对等原则的体现，也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扶持国内企业的有效法律手段。

另外，国际经济合作是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重要形式，中国企业作为其中的参与者，尤其需要更多地学习，不仅要学会信守合同、契约，遵守市场游戏规则，懂得价值创新，更要学会利用合同来有效规避自身的风险，保护企业利益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