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和我投缘的人，似乎还是昨日之事。有时午夜梦回，我会突然想到他们中的某一位。

逢着人生遇合之事得不到解释，佛教便说这是靠的缘分。比如，“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成为无齿之徒。

我不是佛教徒，但在祖母的熏陶下，从小就相信缘分。回首和我投缘的人，似乎还是昨日之事。有时午夜梦回，我会突然想到他们中的某一位。

父亲

母亲生我后一个月，因产褥热不治故世。记事以来我仅从照片上认识母亲。九年后，父亲带了继母回来。

继母出生于南昌的一家破落户，虽属名门，式微已久，知书而不识理。每天不打麻将时，她便手捧《红楼梦》，还以为一朝嫁人，夫婿须要赡养她的全家。

可是她又死爱面子，不说她要钱接济娘家，反而造出种种理由，说我要衣服鞋袜，还因为我自幼身体孱弱，每日需吃营养品。拿这些理由，一封封信给父亲要钱。

父亲起初是有求必应，但后来起了疑心，因为衣服鞋袜和牛奶鸡蛋究竟所费有限。所以有一天，他趁公差之便，突然回到家里。

我记得当时父亲呆呆地坐在我的衣箱旁边，箱盖打开着，一旁堆着我的衣物：一套发了霉的棉衣裤，几件夹衣衫，几件长褂，几套短衫裤，此外便是前穿后通的一堆破烂袜子。

到后来，表姐们告诉我说，父亲和继母离婚了。

埃德加小姐

我第一个美国教师埃德加小姐，是美国浸礼会派来教书的。那天我们上学时，天忽然乌云四合，不久便下了瓢泼大雨。我当时正在学副词，只记了个副词可以形容动词。

于是我说：“it’s raining hardly. ”这时埃德加小姐便说：“it’s raining hard. ”

可是第一次我还没有听明白，再说一句“it’s raining hardly. ”埃德加小姐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又一次纠正我——“it’s raining hard.”

我猛然感觉到自己一定把hardly这个词用错了，但还不知道错在哪里。下课后埃德加温和地对我说，读书时要勤查字典，明白单词的不同变化。她不是在班上直接指出我的错误，如果这样做，肯定我下不了台。但是她要我自己发现错误，并由自己改正。

这个故事让我养成了勤查字典的习惯。1932年她回国，我去码头送行，她含着眼泪对我说：“我将天天为你祈祷。”

戴望舒

我1938年２月到香港，见到望舒是很偶然的。

有次我的同学陈宪要到《星岛日报》找张光宇，邀我同去。到编辑部时，只见靠窗的写字台前，有一人在伏案工作。他听得脚步声，便抬起头来招呼。他一面和我握手，一面深深地端详着我，最后迸出一句话来：“奇怪，你的脸好熟，我们哪里见过？”“想不出。”“你是杭州人？”他还是拉着我的手，我点点头。

“你在皮市巷有亲戚朋友吗？”他又问，神情中似乎又回到了故乡。“我有个同学住在那儿，姓李的。”“对，对，就在他家，我的亲戚。”我也有些愕然，“你的记忆真好！”“不，我听出了你的杭州口音，冒险猜一猜的。”

“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写的诗大部分是模仿的，没有新意，不是从古典作品里来的，便是从外国来的，也有从我这儿来的。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我选了一两篇准备刊在《星座》上。”

可以说，望舒给我开启了一扇进入文坛的门。

乔冠华与龚澎

1942年，乔冠华从香港撤退到重庆，曾住在我家里。

有一晚我们举行读书会，龚澎、老乔却迟到了，我们先到的人都以他们会不会出意外而担心。正在焦急时，龚澎、老乔却排闼而入，连声说快事快事。

原来他们从公共汽车下来，发觉后面跟了两条尾巴，亦步亦趋，龚澎说应该整整这些小特务。于是他们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挡住两个特务的去路。

特务冷不防他们这一着，险些撞在他们身上，龚澎和老乔便开始教训他们，说什么事不能做，却要去当特务，问他们以后是否还要盯梢，训得这两个特务狼狈不堪，连声说不敢不敢，转身遁去。

梅兰芳

上海解放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梅先生和我一起搭火车北上。和梅先生同行的还有数十年来随他演出的王少亭等名角。

车到蚌埠，因为正在施工修理铁路大桥，我们不得不临时下车，在大街上一家茶店里休息。不知怎的消息传开，说梅兰芳到了蚌埠，狭隘的长街顿时聚集了千百号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再鼓掌要求梅先生和他们一见。几位工作人员多方劝说，也无结果。

这时梅先生就走到楼窗口向路人致意。人群见了他笑容可掬的身影，齐声要求他唱几句以偿他们的夙愿。梅先生高兴地引吭高歌，博得了人群中发出的不绝彩声与掌声。一曲又一曲。

后来工作人员一再央说梅先生旅途劳顿，亟须休息时，人们才逐渐安静下来。但是他们还是不散，一直送我们到车站上车。梅先生说：“我如今多少理会了些为人民服务的意义了。”

丰子恺

我从小喜欢丰子恺先生的绘画，莽莽撞撞地给他写信，问他如果学画画，将来是否可以维持生活。他回信说，学画是很难养家糊口的，于是我心一横去考了高中。

解放后，我去民族饭店找一个上海来的朋友，在候电梯的时候遇到丰先生，这是我们惟一的见面。

我曾看到过他的照片，认得他，这样一位老者，在走廊里施施然向电梯走来，我一面让路，一面冒昧地问他是不是丰先生。显然他为我的突兀吃了一惊，脸上现出愕然的表情，等我说明了过去的邂逅，他才依稀记了起来，连说“有缘，有缘”。

黄宗江、吴祖光与丁聪

我经常比较来我家的朋友们说话的风格。黄宗江一来，就滔滔不绝，一如长江大河倾泻而下，其中夹杂着一些长矛短戟，有时简直来不及听。祖光则乐呵呵地听别人说话，但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便有警句，其隽永使你可以像吃橄榄一样，芳馨盎然，不散者久之。至于小丁则又另有一功，浑真自然，一如其人。他有三句口头禅，一曰：“定规要这样做”，这表示了他的个性；一曰：“呆板数这样做”，这表示尊重客观；又一曰：“一定勿来事”，这表示他不迁就人，绝不人云亦云。总之，他们趣味不同，风格迥异。

聂绀弩

我和他最后一次一起吃饭，是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小饭馆里。

当时他喝了几杯，便大谈林彪、江青，说江青是个妖物，今后一定会把中国弄成翻山倒海，林彪则是个鸦片鬼。这时街上叫卖晚报，我们买了一份，上面是第一次看见打倒彭、罗、陆、杨的消息。

他看了之后，对同座的黄苗子和我说，以后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的，让我们不要去找他，少出门，言谈小心，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事实上，他即使“言谈小心”也终于入狱。

得一知己，谈何容易。我的一生一个字：难，但在一生的机遇里，我往往碰到不少契机，在这样的时刻，这些人走进了我的生活，因有这样的人缘而自豪，生而有幸。

（感谢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冯亦代》）

冯亦代：著名翻译家、作家，抗战时以资助进步文化人士著称，解放后曾任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1952年任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英文《中国文学》编辑部主任，《读书》副主编。其代表性译著有海明威《第五纵队》等近20本书，著有《西书拾锦》等多部著作。2005年于北京逝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