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格力、新飞国有股转让想到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前一段时间叫停的国有股转让，如今又大有蠢蠢欲动之势。此关系国计民生，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觉得中国经济学家严重缺乏常识，故斗胆在此给他们上一堂常识课。如果对常识他们还听不懂，恐怕不是智商问题，而是良知问题了吧？
一、从新飞、格力国有股转让说起
非常具有讽刺性地，2005年9月底，中国家电业驰名品牌新飞冰箱的国有股转让如一场闹剧般尘埃落定，新加坡丰隆集团控股90%。从此，这只在刘炳银先生带领下、由近万名新飞人奋力创业十余年的中原雄鹰，竟被一个外国食利者所拥有。
而更叫人揪心的是，中国空调业霸主格力电器如今也面临着被出售与外资的风险。7月底媒体曾曝出美国开利空调将收购格力的消息。万幸，由于主张这一方案的珠海市某领导调离岗位，加之格力管理层的反对，开利并没有按原计划进入格力展开收购前的尽职调查。
虽然格力眼前暂避一劫，然而珠海市政府将其协议转让(当然是转让给外资啦)的可能性仍是一把悬剑，随时可能斩断这个令世界尊敬的品牌与祖国的血脉相连。
格力是中国家电业中似乎另类、但却是走在正确大道上的典型。在其它品牌都纷纷展开多元化、甚至野心勃勃要进入世界500强之际，它一直保持着罕见的、令人钦佩的专注。比起海尔的庞大来，格力显得更结实、稳健，也代表着中国品牌国际化的发展方向。
现在，格力正在向世界第一冲击。国内，其市场占有率达到28%，销售额更遥遥领先，抛下第二名有60亿元的差距；国际，其市场份额逼近十分之一，不过真正的要点不在这，而是格力在国际市场上打的也是自己的品牌，比如在南美，格力(巴西)的高档品牌形象已深入人心。这与格兰仕定位于为他人贴牌不同，也是更高层次上的成功。
因此，如果能按目前的定位发展下去的话，格力将成为世界空调业的ibm，中国家电业最有价值的品牌，它的第一是货真价实的、更有持续竞争力的。
然而，这样的民族优秀品牌、优质资产要卖给外资!恐怕不仅朱江洪、董明珠们不答应，更多的中国人也会反对：为什么好东西要给别人，而把差的留给我们自己来承担？
市场在全球化，品牌则是有国界的。全球化竞争的核心之一就是品牌的竞争。当今国家的经济是建立在品牌之上的。看一看在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世界100顶级品牌排名榜”上，美国品牌占有六成的席位。可以说，是美国的品牌支撑了美国的强大。
全球销售的咖啡大部分产于南美，但绝大多数咖啡品牌都为欧美公司所拥有。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咖啡种植者始终相对贫困；雀巢、星巴克等咖啡品牌的所有者却生活富裕，并为自己国家人民很高的生活水准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产耐克运动鞋的中国工人只能赚取微薄的工资，而耐克品牌的所有者在花上亿美元做广告。显然，仅仅“中国制造”并不足以成为我们的骄傲，只有拥有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品牌才能为我们创造真正的经济繁荣。
现在虽然新飞集团还保留了新飞品牌的所有权，但其核心冰箱、冷柜业务已属于丰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丰隆不会把它攥在手里多久，终会再出手赚个好价钱，如在中国冰箱市场屡遭败绩的美国惠而浦就对新飞垂涎已久。其命运如何已不归我们掌握，但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能不问的：为什么大多数勤劳的中国人付出了血汗，到头来赚钱的却是外国人呢？
喔，我要把刚才说的话收回来，赚钱的还有少数中国人。在一场场出卖国有资产的盛宴中，谁知道有多少“幸运儿”赚得盆满钵溢呢？
鲜为大众所知的是，在那些一夜致富的人背后，有一个“新卖办阶级”同样在数着钞票。他们名利双收，是各级政府和众多企业的座上宾，他们在各种场合摇唇鼓舌、建言献策，他们有一个令人眩目、叫咱小百姓们敬仰不已的名字：经济学家。
这些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经济，他们高举市场化的大旗，许多一幕幕叫人看不懂的改革政策与措施，就是他们导演的“有中国特色的”杰作。或许，我们应该把中国改革的成就算给他们一份功劳，但另一方面呢，如今中国社会已显现的危机和潜伏的更大危机，要算到谁的头上？
二、中国经济学家缺乏常识
经济学家往往误国殃民。
而中国经济学家尤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生在中国。
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情况比西方复杂得多，要求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比西方的经济学家更聪明，就像要求我们的政治家要比西方的政治家更聪明才能治理这样一个大国一样。否则一切照搬他们的理论，不过是把中国又作为一个试验场，苏联的结果就是前车之鉴。
这多一点的聪明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多一些他们没有或不重视的常识。而恰恰在这些常识方面，中国经济学家表现了极大的无知。我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
1、最大的无知是对实践的无知。小学生都知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中国经济学家常常喜好清谈，习惯于居高临下，很少能真正深潜下来，体察民生，倾听民意，看看中国真正的市场、真正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的，结果其计划高屋建瓴，其实践漏洞百出，解决问题之后比解决问题之前问题还要多、还要大。
就算这是好心办坏事、“摸着石头过河”的代价吧，但作为经济学家来说，其职业道德应该比一般职业更严格，要求职业作风更扎实、更贴近实际、掌握更多信息，尤其是下层的信息，影响中国最大，绝非坐在室内所能想象。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也不能只看平均数，更重要的是看最低层(在中国绝对是大多数)的福利是否改善。
然而，别的不说，只要看看有多少中国农民和城市贫困家庭供不起孩子上学、上大学，就知道我们的学者们是怎样地天马行空了!
2、根本的无知是对营销的无知。菲利普·科特勒说营销学是经济学的分支。的确，企业是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基本单元，而营销是企业最重要的经营活动。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营销更是微观经济中日益突出的问题，也是连接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桥梁。这样说是因为品牌已关系到国家竞争力，而营销的核心即是打造品牌。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营销始终不得三昧，其对企业的指导如隔靴搔痒，他们对品牌的漠视也毒害了不少中国企业。
跨国公司的影响举足轻重。现代管理大师德鲁克甚至说，以后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发展，完全仰仗于跨国公司对它青睐的程度。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全球化进程是由公司利益驱动的，它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但是开放的中国已不能置身于外，必须有能力与狼共舞，这需要一批世界级的中国企业巨人成长起来。归根结底，品牌不立，国势不强。只有我们创立了自己的一些大品牌，才能深度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
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对营销与经济的关系真懂吗？何以会出现将格力这样的品牌卖给外国资本这样的馊主意呢？
3、致命的无知是对政治、对历史的无知。任何一个现实中的经济体都是与它的历史和政治不可分割的。实际上，效率与公平不仅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影响人类历史与政治的最重要因素。偏离公平的效率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分化到一定程度不仅会降低效率，更会造成革命，要求以新的分配机制代替旧的分配机制。这就是迄今为止的人类私有制社会的历史循环，中国古代社会没有走出这种治乱的循环，可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没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短暂的福利主义是建立在对其它国家人民的剥削上的(即以金融资本和品牌为工具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剥削)，因而也是不能长久的。
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西方历史，都表明贫富分化是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乱乃至国家政权更替的根源。故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马克思则发展出完备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论，力图解释历史和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可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如今似乎视资本主义制度为终极社会制度，比起他们所讪笑的社会主义者来，这才是真正愚蠢的天真。只要看一下中国的具体情况看就可以判断，如此多的人口，若按西方那一套来，是绝无出路的。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注定是没有出路的。原因很简单，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
资源的稀缺性正是经济学的精髓，是经济学的起点。由于物质稀缺，人类的公有制历史比私有制长得多，剩余物品的出现才产生了私有制，至今不过才走过几千年的历程。而眼下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危机，如石油危机、粮食危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以及气候危机、环境危机。在比我们的祖先严重得多的匮乏面前，要保证人类的生存，人类的智慧还会停留在私有制上面吗？
而西方经济学一个最大的假设，就是认为私有制才是最有效率的，也是最公平的，因为“看不见的手”会使社会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这里还隐含着一个假设，就是物品必须能够无限地供应，生产能无限地扩大，经济能无限地增长。结果，生产过剩成为现代经济最困扰的问题，对市场的争夺与保护成为影响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而可利用的资源却越来越少。资本主义的道路恰恰与经济学产生的起点背道而驰。
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背后目的就是要控制石油，它只有动用“战争之手”来挽救这个世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衰落。
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却如鹦鹉学舌，跟着西方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经济颂扬不已，看不到这足以把整个民族带入一场灾难，“先富起来的人”不要幻想能够有幸保全。
这是现实的生存问题，与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有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这必然是一条与西方市场经济不同的道路，也将是中国对世界、对人类所做的最大贡献。
可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在做些什么呢？
三、也谈国企改革
人类必须解决公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就像解决全民所有的共和制国家如何管理的问题一样。如果国家可以由全体人民所公有，那么企业又为什么不能呢？
这项任务显然不能期待由资本主义来完成，以往的社会主义方法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因此需要国企改革。但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却陷入到西方私有制的狭隘思路中，似乎只有走产权改革一条路，引入私有成分，国企才能搞得好，过早放弃了对国企治理进行更广泛、深入探索的努力。有张五常者更说：“国有企业不存在改革的问题，赶快卖掉了事。”而张氏在国内影响颇巨，拥虿者众，可见缺乏常识的经济学家可真为数不少啊!
要知道，西方私有制的公司运营机制经过了数百年的进化改良，而中国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实践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真正的国企改革可以说是从1992年国家明确建立市场经济、1993年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才开始的，只有十余年的历史。
市场经济重要的是竞争机制。国企竞争力弱，这原本就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没有竞争、同时各种矛盾积重难返造成的。现在，整个历史条件已经改变，中国的经济学家仍在假设国企一定竞争不过私企，这不是经济学推理中最应防止的谬误吗？再看看短短十几年的实践，格力、新飞们不都是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优秀国企吗？而恰恰是在它们所拼杀的中国市场竞争最充分的家电业，一度占优的跨国品牌如今显得逊色多了。
在市场经济下，对国企的竞争力显然需要重新认识。当然这不是说国企改革就不要搞了，事实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仍会出现珠海市政府拍板为格力选择收购方、而国资委只是执行的咄咄怪事，更说明国企改革必须要更坚决，政企一定要分开，一定要让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真正市场主体。
问题是经济学家们不应再在产权问题上纠缠不清了。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非常明确的，只不过全民所有在现实中变成了为政府部门和某些国有控股集团所有，因而产权改革能为他们提供“寻租”的机会。而经济学家像吃错药似地提出一个又一个产权改革方案，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积全国人民数十年之功攒集的大量国有资产由此被“虎”们饕餮一空。
当然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噎住谁了？)，产权改革毕竟是一种可行方案，但除此以外就没有其它方法了吗？西方国家也有一些国有企业，并且不少经营得非常成功，我们对他们的经验研究了多少？不按西方的套路来，难道我们就缺乏创新能力吗？
人们(尤其是专家)往往把问题复杂化。国企改革固然千头万绪，其实质不外两个核心：
一个是所有权问题。实践证明由政府来代表全民行使所有权是不称职的，因此只要能斩断政府与企业的联系，政企彻底分开，则国有股或国有资产就没有必要非卖不可，虽然卖也是一种选择。那么焦点就是怎样为人民找到合理的代理人或代理机构，怎样监督其履行职责以及怎样追究其失职。按此思路来，大胆实验，不断完善，是不难建立一套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
如此一举终结地方政府可以决定企业命运的“万恶之源”，政府不管企业了，也就会对国企、民企同等对待，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不是更好的市场经济吗？
最大的妨碍是经济学家们一意在私有化方面摇旗呐喊，并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思想界的主流，几乎将国企改革的这另一条路径给扼杀了。
第二是经营权问题。企业的竞争力来自经营管理，经理人(企业家)的作用至关重要。实践证明我们不乏优秀的企业家，比起那些显赫的跨国公司ceo，他们毫不逊色。现在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让有能力的人不仅能为私有资本创造价值，也能为国有资本做出贡献，并拿到合理的报酬(当然也承担相应的职业风险)。
然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对国企改革“以人为本”几乎不感兴趣，所有的制度设计都集中在产权方面，结果出现产权也变革了、企业还是不行甚至垮了的普遍现象。道理很简单，没有杰出的企业家，私企不是也照样破产倒闭？
其实熊彼特早就指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家的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惟一的内在动力。德鲁克也认为美国的发展举世无双，就是因为有一崭新的企业家经济，并说：“迄今为止，企业家经济纯粹是一种美国现象。”
中国的振兴要求中国也必须成为一个企业家社会。而国企具有很大优势吸引最优秀的人，因为为国家做贡献让人有一种伟大感、崇高感，所以松下幸之助也以产业救国为宗旨。自问一下，如果两家企业都请你做ceo，除了所有制外企业本身条件完全相同，并且所获得的报酬也毫无差别，那么你愿意为资本家老板打工，还是选择为国家服务呢？
我们曾经在发展非公经济上搁置争议，大胆实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相比之下，在国企改革上我们尚缺乏真正多样化的尝试，mbo、“一股就灵”、国有股减持、出售国有资产等等，都是私有化的举措。而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条基本原理：做任何事情都永远不会只有一条途径。我所提出的想法，就算是代表另一种民心抛砖引玉，敲敲那些执迷不悟的经济学家们的脑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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