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已经国际化的华为而言，是时候考虑变得让人喜欢一点的时候了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个记者，很难喜欢上华为。但从纯商业的角度看，我却又找不出不佩服和尊敬它的依据。

它的成长在民营背景的企业中无人能比，成立16年便成为年收入78亿美元的大型企业（2006年数据），却丝毫没有借用大规模的并购；它的国际化程度也不是吹的，近60％的收入来自海外，而且是中国同行业中“惟一一家成功渗透进欧洲这样成熟市场的企业”；它是少有的身处上个世纪80、90年代疯狂的“商潮”中，却固执己见做研发并据此成功的企业；它的专注和孤注一掷的勇气以及这种精神灌输给每个员工的能力也是罕见的，以至有了将它与狼相比的说法。

不过，还是有不少人不喜欢它。

从眼下华为身上的两件新闻就看得出来。一是华为一位研发人员的死亡，一是华为对港湾的打压以及最后收购。对于前一件事，很多人坚决认为这与华为的长期高压力有直接关系，不然一个好生生的孩子，进入公司不到一年，却硬是摊上了病毒性脑炎这回事。网上的评论更是“狠毒”，华为俨然成为了一个剥削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代表，一个网友甚至认为这次事件是“对华为的一次道德考核”。

对于后一件事，有人则用了“不地道”三个字来评价华为，认为它实际上是在搞垄断，扼杀创新。“即便它想整港湾，也应该按照正常的商业规则去做，而不是不合逻辑地凭着自己比港湾强的实力，见单就杀，一分钱不挣都可以，也要让港湾拿不到单，这种做法很恶劣，不是一个行业领导者应该所为。”

华为真到了应该被人恨的地步吗？

死人的事不想多说，死者为大。还是说说港湾的事吧，纯谈商业大家比较容易回归理性。华为无论是在沪科案（华为的三名前员工因为侵犯华为知识产权而获罪）中扮演的角色，还是对旧部李一男和其港湾公司的打压，我认为都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在职员同业禁止方面目前还没有形成很明确实施规范，前员工利用前公司的资源创业并因此获得成功的例子随处可见。从华为出来的这些人，只要是在做同行，你说它侵犯知识产权可能还有点太苛刻，但很难说这些人是完全没有利用在华为积累的资源。华为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在国际化进程中表现成一种焦虑，始终担心这些旧部的企业被国外的竞争对手所利用（这些旧部无疑是最了解华为的），思科的官司也加深了华为的这种焦虑。

所以，说华为担心李一男们对它形成威胁是假的，说知识产权保护也部分是假的，而担心国外的竞争对手才是真的。而李一男的悲剧，就在于它是任正非最为欣赏的人（即便现在双方已闹到这个地步，恐怕这个说法也依然成立），因此一旦被人利用其对华为的破坏性远比其他华为系创业者大，同时它的悲剧还在于它遇到的是任正非――一个不给对手任何机会的无情男（如果他碰到的是慈祥而宽厚的侯为贵，或许他和港湾的命运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依此类推，几乎其他所有可能作为华为招人不喜欢甚至招人“恨”的根源，都可以被合理解释。但或许事实上的有理是一回事，而道义上的“有理”却又是一回事了。在舆论社会，人们对强者的要求总是会更强调后者。几年前，华为与思科打官司时，人们站在了华为一边，因为那时人们还把它当弱者看。但现在，人们不再认为华为很弱小，因而对华为的要求也超出了商业层面，比如社会责任，比如与对手的“和谐”共处（以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成长），比如对创新的支持（而非打压）。而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处处视竞争对手和潜在竞争对手为死敌的企业形象，在未来的竞争中其处境是不言而喻的。

突然想起某家跨国公司的老总曾经说过一句话：气度决定高度，高度决定你能看多远，看得多远决定能走多远。或许对已经国际化的华为而言，是时候考虑变得让人喜欢一点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