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13日，王选去世。

当此时，“自主创新”正被政府作为新一面旗帜，前所未有地张扬在中国科技界、产业界。而王选自觉地成为这面旗帜的信仰者与实践者，殚精竭虑为之努力已有30余年。

这是一个在生前已经赢得了巨大荣誉的人，他和其团队开发的技术在印刷领域改变了时代的进程，曾被誉为“当代毕升”。

他是自己所处时代的科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中国高科技产业自主创新的先驱者，终生探索不懈。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王选身上集中了诸多美德——勤奋，克己，宽容；作为一个科学家，王选对技术有狂热的追求和超人的研究能力，并且对其产业化前景有敏锐的判断力；作为一个教授，他发现、培养了难计其数的专业人才。

作为一个企业的精神领袖，他的创造力成为了北大方正的显著标志。二十多年过去，提到北大方正，人们最直接的反应还是激光照排。事实上，尽管今天激光照排软件业务在方正集团的营业额比重已经不到10%，但出版系统仍是方正的主要利润来源。

在人们看来，王选69岁的一生业已创造了太多的辉煌与荣光，此生当无悔，但是乘鹤西去的老人心底未尝不会有一丝遗憾与挂念，关于他所开创的事业，关于中国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及其国际化的道路和前景。

在王选去世的第二天，北大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对《中国企业家》说，王老师在2006年元旦前后还在关注怎么让北大计算机研究所重新找到它的位置。方正集团即是该研究所与北大新技术公司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合并而成的产物。当时作为产学研结合的尝试，在王选推动下，北大迈出将两者合并的一步。但是十余年后，显然王选也好、魏新也好，对于该体制又有了更新的思考。“完全把研究所内化到企业是不行的，得让一些人去做一些超前的研究与产品。”魏新说。

尽管四年前，王选尽卸他在方正集团、方正控股等企业的职务，远离方正权力中心，只留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但方正的荣辱安危显然仍和王选的血脉紧联在一起。

“我不是一个企业家。”王选生前不止一次说过。后来，他又说：“如果再年轻20岁，我也可能像盖茨一样，从技术专家走到企业家的位置上。”最后，在一篇文章中，王选写道：“我只是一个科学家，即使年轻20岁，也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和ceo，更不可能成为企业领袖，因为我不懂经营，对财务一窍不通，也不擅长管理，与企业家差距甚远。”

在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将近十年的辉煌后，方正频频陷入战略不定、业绩起伏、高层人事动荡的不利局面中，已是人所共睹的不争之实。这可能是王选及其一代方正人心中的隐痛：发明了领先的技术，并推动它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但是没有为借它诞生的公司树立起明确的路标。一家曾经以自主创新技术一举创下骄人业绩、响亮品牌和声誉的公司，为什么没能流畅地延续其传奇？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2006年2月12日晚，王选再次病危，等在抢救室外的魏新听人讲到王选曾留话：希望死后遗体能够捐献；如果不行就不要抢救了，浪费国家那么多人力物力。“他是一个对人生理解很透的人，”魏新说，“一个伟大的人，一个能给社会留下东西的人，根本的东西是人品(优秀)，没有这样的人品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王志东(点击科技总裁)回忆，王选的身体一直不好，在他发明激光照排系统的时候已经如此。现在通常的说法是，王选当年的课题来自国家的“748”工程，事实上，1974年王选开始自己的研究时，他还不是“748”工程的一员。

上个世纪70年代，时任北大无线电系教师的王选因病得以脱离“改造思想”的学习班在家休养。当他听到关于“748”工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的消息时，体内积蓄的创造力开始萌动。

该工程有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系统、汉字情报检索和精密照排。通过分析，王选认为汉字的精密照排是最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项目。他准确的判断力在后来得到了证明。而也是这个判断，将他与当时中国大多数埋首科研、对技术应用(更别提产业化了)缺乏意识的科研人员区分开来。对此，他若干年后曾总结道：“在选题和确定技术途径时要注意中国国情：要仔细研究哪些事情应该做而且可能做，哪些事在中国是不应该做或不能做的。如果只欣赏和坚持局部的创新，而忽略了整体上的大方向，有时会产生灾难性后果。我国的科技人员过去习惯于拿国家的钱从事攻关，不管有无效益，有个鉴定会便可交帐，因此对决策正确与否的严重性重视不够。”类似这样的说法，联想的柳传志也说过。这样的感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像王选、柳传志那一代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体制有深刻体验、又对技术产业化充满渴望的知识分子独特拥有的。

于是，当时中国无处不在的“革命”人群里出现了一个痴迷于外文资料的瘦弱身影。“我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借杂志都有登记的，所以我知道从来没人借过。”后来王选回忆。为了节省5分钱，王选经常在要到达的中国科技情报所前一站下车。后来，当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专车的时候，专车的使用率远没有他的自行车高。

当时国际上的照排系统已经有了第四代，即激光照排，但是还处于研制阶段。王选把第四代照排机作为了自己的主攻方向，其时国内的研究单位都在研制二代和三代照排机。1975年，王选38岁，解决了汉字字形信息压缩和用参数信息使字体保真的技术，后者10年后才在国外出现。

1988年，《经济日报》全面采用王选的华光ⅸ照排系统，在全国第一个废除了铅排作业。1991年，北大新技术公司与北大计算机科学研究所联合推出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北大方正”。12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热衷职称、出国，中国的出版行业迷信国外技术，王选几乎承担了一个自主创新者所能受到的所有打击。“我从1975年自己动手做，一直做到1993年的春节。一直做，做了差不多18年，18年的奋斗。18年里头没有任何节假日，没有礼拜天，也没有元旦，也没有年初一。年初一都是一天三段在那儿工作，上午、下午、晚上，所以我能够体会一句名言，‘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就再也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么生活。’”(王选《我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选择》)1989年底，在中国研制和销售激光照排系统的英国蒙纳、美国王安、hts、日本写研等公司全部退出中国市场。

王选对索尼公司创始人井深大的“独创，绝不模仿他人，是我的人生哲学”很欣赏。在很多地方，王选与井深大很相像。他们都有着对技术的狂热，对创新的渴望。“井深大的伟大就在于能够预见到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价值，激励工程师们在实现他所设立的目标中超越自己。”(约翰·内森《索尼的私人生活》)1967年，当首批12英寸单枪三束彩管从装配线上下来时，面对研发人员，井深大深深鞠了一躬，“眼里噙满了泪水”。这是承受了多年巨大市场压力的成果。王选对技术创新的执著、对市场前景的判断与井深无二。1991年，国内的主流报纸几乎全部采用了方正的技术，而之前两年，王选建议已经做了四年排版系统的肖建国(现任方正首席技术官)从事“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去做图像特别是彩色图像处理系统。王选曾经回忆，1991年8月，当他向公司负责人和主要销售人员介绍彩色出版系统时，大家反应冷淡，因为“中国没有出彩报的习惯，只有少数几家大印刷厂会买彩色系统，而他们都已有电分机”。该月底，王选在香港听说ecrm即将宣布能满足彩报要求的pelbox1545照排机，王“大喜过望，当即要求他们以最快速度运一台到北京”，请北大新技术公司技术人员汪岳林扩充rip存储器以便适应ecrm1545。当时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和北大新技术公司还是两个单位，王在公司没有职务，为此做了两次检讨：不该私自购买照排机，因为将动用北大新技术公司的钱，而未经公司的审批手续；不该私自布置公司技术人员扩充rip存储器。1992年底，方正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告诉王选：“彩色出版系统的市场好得不得了。”

方正以及曾经在方正工作过的人都提到王选对人才的培养和爱护。1989年，王选听说中关村“街上”有一个小伙子为客户更改了方正的系统，开始还不相信。后来，他知道那个小伙子叫王志东。他邀请王志东到方正来。“王选本来看好数学和计算机系的学生，而我是无线电系的；而且我是在街上混的，大家都担心我有不太好的习惯。”王志东对《中国企业家》说，王选让他进入方正是破了格的，并且王志东可以选择读王选的博士。这也让他从一个“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他以后的道路实际上是那时候的延续。肖建国的感触更深。1987年，肖建国在方正做毕业实习，第二年获硕士学位，1993年晋升教授。“我当时没感觉到这意味着什么。”多年以后，谈及往事，王选跟肖建国说，四年时间从硕士升为教授，这个事情是很罕见的。当时肖住得远，为了让他安心工作，王选为他在北大找出一套房子。“他说过，一个年轻人，当他的工作获得成就的时候，他在生活上、在其他安排上就不能跟其他人平等。”

在方正员工眼里，王选是一位有着非常敏锐的市场感觉的科学家。“(我的)第五个抉择是在80年代初，致力于商品化、企业化，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道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人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商品。”(王选《我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选择》)1984年，王选向当时的北大校长丁石孙提议北大应该建立自己的开发公司。第二年，“北京大学科技开发公司”成立，即为北大方正的前身。“他不是企业家，但是市场下一步需要什么技术他是知道的。在学者里面，有点发明创造的人很多很多，但是像王选这样把一个技术做成一个产品，把产品做成一个产业，全过程保持很大的关注和耐心，是不多的。”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肖建国说。

1993年，香港《明报》向国际招标出版系统，方正系统的速度与同行相比慢半个小时。时任香港方正总裁的张旋龙问王选怎么办，王说可以用一周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我心里七上八下，王老师说绝对没问题。”张回忆，王选紧急抽调二十多人赶赴深圳(办香港签证已经来不及)，用一个月时间改进了产品，得到了《明报》千万美元的大单。之后，在台湾、日本等市场，王选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对开拓市场的热情让他看上去像一个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

“方正可以活到今天，跟王选他本人要靠自主技术来支撑企业发展的战略思维是分不开的。”现任方正控股(方正集团公司控股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的张旋龙认为。

1993年，王选56岁，退出了科研一线，1999年后，又逐步脱离了公司管理。

“我已经61岁了，”王选在1999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本人一定会在60岁之前退休。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王老师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企业家。他是一个具有经济头脑或者商业头脑的科学家。”2月14日，王选逝世次日，魏新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这样总结道。

他的意思是，王选已经尽到了他那一代科学家应该尽的责任，而且非常杰出。

创新：持续之难

1998年，方正控股首次出现严重亏损，亏损额达1.66亿港币。而这时候，北大方正已经是一个集电脑、系统集成、显示器、激光打印机、房地产甚至高尔夫球场等于一体的多元化集团。

1993年以后，方正在出版系统上的绝对优势渐渐不再。随着技术的普及，方正曾经拥有的高额垄断利润大大降低，同时在高档彩印领域，方正开始落后于国外厂商。这时候的王选已经离开了科研一线，而按照他曾定下的成功产品的5个条件——采用国际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有自己的创新而且用户急需；与众不同的卖点；贴近用户、稳定可靠；研发进度得到控制，产品上市及时——除方正赖以起家的三大软件外，符合这5条的产品并不多。靠激光照排技术起家的方正遇到了如何持续创新、持续发展的问题。

何况，方正的崛起有它特殊的一面，与国家的支持密不可分。正如魏新所说：“方正的成功是在一个小气候下的成功。早期是国家投给学校钱，而且国家在产业链也给了一些支持，形成了上下游，就是让《经济日报》做这个事情(用方正的产品)。”1980年，时任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在了解了激光照排项目后，给国务院写信，为这一项目进口国外设备争取到20万美元的额度，同时对其他部门欲与国外机构合作开发激光照排系统的请求表示“拟暂不考虑”。据王选回忆，从1975年到1995年的20年里，北大激光照排系统得到国家拨款累计1000万元。王选的杰出研究能力和市场敏感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因此能够在一个基本空白的市场上暂时获得超额垄断利润。王选曾在文章中写道：“创新型的企业要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企业的技术发展与政府支持是分不开的。当年激光照排获得了国家支持，得以发展壮大，现在在照排领域，方正在国内报业的准确市场占有率是百分之九十；告别纸与笔、以采编为核心的整套系统，方正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是百分之八十，这都跟当年政府的支持分不开。”而在方正获取了第一波超额利润之后，企业能否形成成熟、自立的管理机制与研发机制，以此与市场形成某种“正反馈”，这对方正是个相当的挑战。不无遗憾的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方正当年没能把握乘势开始第二轮技术与市场正向循环的机会。

在魏新看来，方正当年搞多元化有个客观的原因就是方正创业时以激光照排技术介入的市场领域其实很窄。由于方正技术尖端，它很快就把整个行业都基本上垄断了(方正排版系统占了国内出版业和报业80%、海外华文报刊90%以上市场。)，市场的狭窄与饱和驱使着方正“拿了一些钱干了别的、和创新没有关系的东西，像化工、稀土、房地产、高尔夫球场、精细化工。”

魏新说，方正早期很多创业者、包括一些经营管理人员都是从技术老师出身，在企业管理、研发管理上难免缺乏经验，所以造成了一些研发投资失误。“在研发项目的管理上，早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不像美国的大企业一样有一套管理的方式，有一个过程的监控。”魏新以他的视角分析道，技术家在追求商业成功时很难把握某种平衡，即专注与超脱的平衡。“作为技术专家，你要想成功你必须专注，不专注你就研发不出新技术，但是你同时可能就很难拓展思路去引导研发人员往市场真正需要的方向走。”

王选曾经提到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在经济情况不景气的形势下，可以用7年时间支持索尼创始人、技术专家井深大搞彩色显像管，借此说明企业家对企业的重要性。井深大能安心沉醉在他的技术世界、为索尼的技术战略一路引航，和在经营上鼎力辅佐他的盛田昭夫密不可分，是盛田，把索尼的产品卖向市场、卖向美国。1955年，盛田昭夫到美国开拓市场，一个客户准备购买10万台索尼收音机，前提是用自己的牌子，因为“没人知道索尼”。索尼董事会要求盛田昭夫接受，盛田昭夫没有从命。很快，他找到了另一个经销商。如果没有盛田的坚持，索尼在美国的命运可能大不一样。井深大有盛田昭夫，比尔·盖茨有史蒂夫·巴尔默，但王选和方正没有这么幸运。2005年10月，王选在《企业技术发展与政府支持分不开》一文中写道：“我觉得要做到产学研结合，有三类人非常重要。第一类人，是创新的灵魂人物，专心致志，痴迷技术，但是也懂得市场，在网络出版方面，我们有这样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类人，是一支强有力的商品化队伍，能够根据市场的要求，很快地把技术实现商品化，不断做出适合市场的创新，方正在这方面也有一批骨干。还有一类人，我看得非常重，是对产业方向的前景能够看得很清楚，善于开拓市场，能够领导整个产业的人。”他没说第三类人在方正是不是存在。

魏新认为，在那个年代，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商人，实际上都是在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上孤独地探索。在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北大新技术公司联手迅速创造出商业奇迹后，王选参考美国公司研发机制的经验，即提出要“建立高校、科学院与企业的联合经济实体”，以解决计算所和公司之间在转让费、科研管理和人才使用等方面的分歧。如此，1992年，北大方正集团正式成立。三年后，北大计算所与方正集团联合成立方正技术研究院。看上去，方正式的产学研体制取得了进一步深化发展。但以后的事实证明，在这个由多方力量联姻、搭织而成的方正家庭内，市场与研究、商业与技术的矛盾来得比一般的高科技企业更加猛烈而不可调和。比如早期，计算所作研发的费用都是由国家出，一结合之后，钱就要由方正集团出，这导致研发人员和市场经营人员之间产生了大大小小的矛盾。“王老师实际上没有真正介入经营管理，但是技术是他直接管理的，这里面肯定是有矛盾的。他和当年管经营的领导，基本认识是一致的，都是要向研发投入，只是投多投少的问题，王老师希望多投一点。”魏新说。

从某种意义上，这些矛盾与冲突并非是方正内部个人的恩怨与冲突，他们触摸到的是在不成熟的产学研合作体制和不成熟的公司治理下的深层次痛苦。曾被视作完美搭档的王选与方正总裁张玉峰后来的分手，也许只是这种体制下内在矛盾的具象化而已。在经过1999年著名的“逼宫”事件后，王选和张玉峰双双退出了方正权力中心，张玉峰更是彻底告别方正。研究所内化于企业带来的内耗与冲突，这正是导致王选、魏新等人最近两年来开始思考要不要将研究所重新独立于方正、再度“放养”于北大的原因之一。

在王选逝世当天，对王选、张玉峰、张旋龙等方正人物有过多次采访的it记者刘韧，在他博客里写下一段话：“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企业，王选用方正完成了他的科学商业化尝试……此时，我最想知道的是，作为王选的合作者、合作破裂者张玉峰的真实感受。两个强人本可以将方正举得更高，两个强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互相妥协，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在为方正寻找真正企业家式人物的方面，王选等人虽备感困扰，但始终没有停止探索。1999年原惠普(中国)主管销售的副总裁李汉生“空降”方正，成为方正电子总裁，即是典型一例。而2001年10月魏新正式出任方正集团董事长一职，则似乎意味着方正终于找到了一个兼具北大基因和市场能力、能在北大这样一个不无独特的校办企业里长期立足的企业家。

王选对魏新的期待之深可以想见。魏新上任后，提了一个名为《关于方正集团发展战略思路和企业文化重塑》的报告，王选当时身体不好，没去报告现场，但他写了一份书面文件表达自己对魏“施政“纲领的认同：1、同意魏新提出的在专业化基础上多元化的思路。2、同意魏新讲的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应该有差异之分、层次之分的问题，重新确定方正的企业文化和核心竞争力。3、在每个专业化领域应该请专业经理人来经营。

显然，王选在身体力行他十多年前(1992年)就作出的他人生中的第六次重要抉择：花大的力量来扶植年轻人，让年轻一代出来逐步取代他的作用。就自主创新而言，尽管魏新并不是技术出身，但他是“以市场换技术”鲜明的反对者，力倡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对于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的必要性。在他看来，网络出版是方正继激光照排之后有可能以自主创新技术取得竞争优势的相关领域，为此，他正推动着方正在该领域内进行全力投资和整合。

曾经在中国高科技企业里张扬了“自主创新”风气之先、也领受了“自主创新”之惠的方正，还能在中国产业界这一轮自主创新浪潮里继续领跑吗？王选逝矣，他给方正留下的最大的财富也许并不是一项带来源源财富的技术，而是将“持续创新”的基因明确注入到了方正体内，这是他至今、并且今后仍是方正灵魂领袖的根本原因。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机会，王选与方正把技术和经营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但接下来，什么使王选的梦没能在他有生之年完美地持续？

在他人生的后30年，他和方正在自主创新道路上取得的成绩、获得的思考、乃至遭受到的挫折，对后继的中国企业都是莫大的财富。柳传志评价道：“王选院士是第一批把科研技术推向市场的人，通过创办方正，不仅实现了经济效益，还带来了思想的变革。”

外人恐难擅自分辨晚年王选心中对方正事业的悲欣之情。好在他还有不少理性声音留下，令来者可追。2004年，王选在中国企业创新年会上作出如下发言：

“中国经济发展中最稀缺、最可贵的资源之一就是企业家。一项技术可以使一个企业很快的发展，但真正的长期发展必须要靠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是主宰企业的核心。

“我非常希望中国企业拥有自主技术的高科技产品能进入国际市场，我也非常希望中国出现一批跨国公司的大企业家，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中国经济真正走向世界。”